1955年至1970年期间，日本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6%，1960年后不到七年经济规模就翻了一番，整个产业结构跑步实现工业化，大量人口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市。
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左图）和不同产业从业人数的变化（右图）
但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显现。
今天的日本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低欲望社会”，年轻人缺乏拼搏和创新精神，一大原因，就是在上个时代人们普遍过劳，活力都被透支了。
“过劳死”一词就发源于日语，1980年代开始在日本广为流传。
叠加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浪潮，在进入21世纪后这种现象竟愈演愈烈。
2000年1月，在桥本市政府工作的塚田浩向上级写了申告书，很直接地说，“我感到非常痛苦，身体已经累垮，趁现在还没犯下重大失误，我希望调动到其他工作岗位”，但要求被上级忽视了。
直到2月份因为文书科拟的草案中出现一次错误，塚田浩感到自己负有重大责任，心理状况跌到了谷底。
3月1日，塚田浩在上班路上自杀了，遗书中写道：“非常抱歉，工作实在太多，我没有办法承受更多，只能选择死亡，再向大家道歉，请原谅我吧。”
根据事后调查，算上居家办公的时间，塚田浩在2月份的加班时长可能达到200小时，如果一天不落，相当于每天加班接近7小时。
2014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对日本5000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其中80%的企业存在员工工作时间过长与过度疲劳的情况。
日本企业过去曾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荣，鼓励员工在同一家公司干到退休。
所谓“终身雇佣制”是由创立于1918年的松下公司提出的，被尊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曾说：“松下员工在达到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不用担心失业，企业也绝对不会解雇任何一个‘松下人’。”
相应产生的“年功序列工资制”，是根据职工的学历和工龄长短确定其工资水平的做法，工龄越长，工资也越高，职务晋升的可能性也越大，基本“论资排辈”。
这样一来，企业锁定优秀的员工，员工也得到固定的保障。
这种模式被无数企业仿效，在战后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为二战以后的日本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把“忠诚”视为最大能力的文化，虽然保证了职场人的安全，却也可能让他们无限期地忍受着同一家公司、同一个上级的压榨。
当经济上扬时，大伙忍一忍也就算了，但历史没法假设，绚丽的泡沫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终于还是破灭了，成了《我，到点下班》料理店中大叔们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年轻人发明了“社畜”这个称呼，也开始用超低生育率表达无声的对抗。
这些自然演变的结果，背后却隐藏着更大的危机。
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2月25日发布数据称，2024年人均每月劳动时间为136.9小时，劳动时间指数比上年下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