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选择好学的，甚至是“好混”的，也是孩子的本性。在功利文化作祟下，面对不考就不学的现实，不宜过度强调学生的选择权，否则就必然会出现一些更复杂的问题，远比文理分科更严重的问题。所谓的“基础”，就是意味着必须都学，没有太大的选择，选择只是在基础之上的选择。如果不考则不学，动摇的是基础教育本身。
其次，面对一个15、16岁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也不能过度放大他们的兴趣爱好。不仅仅是处在一个多变的年龄，更主要的是学科之间是有区别的，尤其是在学习年龄阶段上不同，一旦错过，就无法弥补，比如物理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完全不同。在不选就不学或者不好好学的现实情况下，更需要谨慎。不加任何限制，放任选择，恰恰是不负责任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教育理论与理念上也不宜过度美化学生的选择权，需要深刻全面地认识到选择权这种理念背后的文化与制度区别。
西方教育理念上对学生选择权的崇尚，实际是和其意识形态相关的，绝不简单是一个教育理念的问题。美国的宪法，核心就是强调保障个人权力，私权，如何最大程度限制公权。在教育上，自然也是沿袭这一点，从人权角度，私权角度，甚至是不得不充分保障，不得不退让的，比如个人的兴趣爱好必然超越国家的需要。至今美国连戴口罩都统一不了意见就在于此。
但中国不同。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制度都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我们首先强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是集体、是大家，是国家的权利。疫情之初，1700万人口的武汉说静止就静止，说封城就封城，为全国疫情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的教育方针第一位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强调的是我们对国家的意义，是国家的权利，而不是个人。过度强调个人的选择，又将国家的需要与选择至于何地呢？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中国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高考改革强化学生的选择权，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但同时，我们也绝不因此对学生选择权绝对化、放大化、简单化，必须依据我们的国情文化，根据国家人才培养的需要，对学生的选择权作出必要的限制，以保障人才培养的需要，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