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社会上出现了国家降低对托育机构场地要求的误读——认为《标准》正式印发的文件取消了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对室内人均使用面积和户外活动场地人均面积的有关规定，是“放宽了准入门槛，不再对这些方面提出硬性要求”。
“这是错误的理解！”洪秀敏参与研制了《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她说，“征求意见稿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就正式发文了，里面对室内活动用房面积和相应的班级规模、户外活动场地及最低面积等都有明确要求，从国家文件的要求角度是一致的，就不需要每一份文件中都赘述一遍。对于想申办托育机构的企业和个人，必须同时参考这几份文件要求进行规划建设和配置，如果因为错误理解了国家政策文件的精神，以为场地要求没有了‘门槛’，那么可能将导致不达标的机构出现。”
政策利好，下一步如何推进？
一系列的政策，都在鼓励社会力量办优质托育，那么，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及托育机构从业人员动向如何？
上海在整体部署上走在了前面。2018年4月，上海率先出台托育服务“1+2”文件。2019年9月，上海举行市政府新闻发布会，释放出完善托幼服务体系的一系列利好，并表示，收费低于每月3000元的托育机构将有一半以上。10月，又启动全市16个区的托育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和素养培训。
全国很多省市到上海“取经”，去了之后却发现，想学上海的做法还有一系列前提条件。
首先，市政府每年支出的生均补贴是3.1万元，因此很多公办机构能做到一个月学费仅200元左右。其次，上海的户籍人口出生率连年排在全国倒数行列。人少资金多，情况比较特殊。
“虽然情况特殊，上海在组织架构上仍然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比如，跨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上下级部门之间配合的通畅程度，都做得很好。”洪秀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