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省市也在积极出台各类利好政策、开展相关活动。比如，北京提出，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免征不动产登记费、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土地闲置费；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建设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南京则每年拿出2000万元资金，对符合要求的托育机构给予5万—20万元的补贴。四川也出台要求，落实产假等政策，鼓励幼儿园开托班等。
但即便是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目前企事业单位自办托育的情况也比较少。记者随机采访了北京几家企业，有的互联网公司规定“小朋友不准进大厦”，京东虽有托育，但“要排队”，一次只能进20个小朋友。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是，目前的配套政策主要关注的是“物”的层面，洪秀敏认为，下一步更应关注的是“人”。
0—3岁托育机构从业人员面临的困境有哪些？洪秀敏提到：首先，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没有和0—3岁托育机构教师完全匹配的职业资格序列，目前的从业人员持各种证的都有，还有不少无证人员。其次，托育机构人员工资普遍较低，五险一金没有得到完全保障，职业缺乏吸引力。
“对0—3岁婴幼儿早期进行科学的保育和教育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饮食、休息、大小便、活动等都需要照护人员的精心照顾。而与家庭照护不同的是，托育机构的教师需要同时照顾几个或十几个婴幼儿，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洪秀敏说，从业人员的专业身份定位无论对于他们的专业尊严还是整个行业的专业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令我很感动的是，我们调查的这些从业人员虽然工资微薄，但他们最渴望得到的却是专业提升和家长、社会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