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疫情期间，赵莉能直观感受到教培机构扩张明显，在街上随处可遇到宣传和销售，与教育无关的地方，也总能看到临时网点。
仅2020年一年，在线教育行业融资总额就已逾千亿，比过去5年的总和还要多。
行业的井喷增长，给教育战线上各方都营造了一幕剧院式的绚彩，趋之若鹜也好，前赴后继也罢，沸腾背后，有期待，也有焦虑。
一声枪响，将所有人拉回现实。
四年前，李华从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上海教培行业，3个月前，从上一家教培机构副校长辞职，进入启文教育，担任“储备教学校长”，还没转正，公司就倒闭了。
李华的工作涵盖教学与管理，一边教物理化学两门科目，一边管理课程和老师，督促团队续费、班容等数据，最开始到手月薪1.2万左右，7、8月份进入暑期，课时增加，“工资条上的月薪是2万多”，李华说，但目前，两个月的工资都无处着落了。
（启文教育人力资源部发布通知，7月薪资延后发放）
8月7日，启文的CEO刘磊在钉钉群里通知员工，这个月的工资得延期，到下个月统一发放，考虑到政策变动等经营困难，李华当时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上层告知的工资补发时间是8月23日，正巧在倒闭后一天。
实际上，在”因为贷款没有拿下来，所以工资延迟，家长退费也无法正常进行。
实际上，课时费之于老师们工资的占比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李华称，在启文，最常见的一对三课程，即便是课时费最高的高三毕业班，老师能拿到手的总课时费也不过180元，初三则在120左右。
而赵莉、廖云则向南风窗记者透露，他们给孩子报的一对三课程，课时费平均都达到400多，高中要加价。
（启文教育一对三辅导广告）
但赵莉看中了“一对三”的精准性，“学校里一个班40多人，培训一对三，总归是有针对性的。”
大部分学生都是不敢去问老师的，总归有种恐惧感，但外面的老师相对学生而言“压迫感”会低一些，对家长而言，因为是生意，因为交了不菲的学费，不管质量如何，至少老师会对家长摆出好态度。一对三的课程，老师对学生也相较更了解，赵莉说，这是“花钱买安单（上海话‘安心’）”。
某种程度，补习机构除了加强学生学习，对家长来说，还多了一层省心和托管的意味。赵莉曾经尝试给孩子请过家教，但她觉得效果不好。老师上门时，家长待在家里，走来走去会影响孩子，而且会忍不住看进度，“一看，就容易不满。”
赵莉解释，但在补习机构，老师教得怎么样，家长是看不到的，就算一节课只做了两道题，“我看不见，就不知道”。
韩梅现在有些迷茫，孩子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刚刚开始，就交了三万多“警惕税”。她原本不是抱着“提高孩子成绩”的意图去报班的，而是希望通过课外辅导，加强学龄孩子的基础学习能力，“比如语文的阅读和表达，英语的听说读写，数学的逻辑思维”，她认为这些东西比分数重要很多。
“但我目前了解的小学教育，还是偏应试居多。”但现在，她已经不会再考虑今后给孩子课外补课了，“我想，会把教育中心倾向家庭，努力提高自身能力，然后引导孩子慢慢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