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重点中学，学生构成是很复杂的，会让你很早就意识到“不公平”。
那时候我就对考分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件事，感到特别怀疑。
再加上高中开始听摇滚乐，我变得越来越叛逆。
那三年我基本没怎么学习，就是在图书馆看了三年闲书，金庸、古龙、卫斯理、周立波、张贤亮……各种小说。
我从小也比较喜欢看文学类的东西，那时候又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出口。
刚好我妈允许我每个月买多少钱的书，专款专用，我就经常去海淀图书城买《科幻世界》、《小说月报》、《音乐天堂》，淘打口带。
那时喜欢的Radiohead乐队专辑
我给摇滚乐杂志写信，发表在编读往来栏目，于是收到全国各地很多来信，结识了一些有共同爱好的笔友。
大家资源都有限，会互相寄自己喜欢的磁带，交换来听。那种友谊非常纯粹，跟我初中时在实验班经历的截然不同。
从实验班出来以后，班上有很多不好好学习的人，他们有些可能是和我一样，产生了一些疑问，在这疑问里，我们在探索。
有人通过听摇滚来释放，也有人在谈恋爱里释放，还有跟我一样看小说的。
大家都想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学校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自己试图找到答案。
高三时我从理科班转到了文科班，心里隐隐觉得自己想做记者。
到了文科班，我数学能排20名左右。
虽然不怎么学习，成绩也没有多差，完全在靠数学和英语往上拉分。政治、历史我都拒绝背，应该考得很低，最后高考出分，上了首都师范大学。
我爸妈对这样的高考成绩肯定不满意。他们老对我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你都能考上人大附，那你就应该能考上清北。
只不过，我用我的行动一点点把他们的预期给拉低了，最后拉低到他们不同意也没办法。
直到高考填志愿，我妈还希望我能按她理想的路径走，她一定要让我读会计，我也听了她的，第一志愿报的首都经贸大学会计系。
结果分不够，没考上，进了首师大。
我还挺开心的，没考上挺开心。
六、
大学里，我彻底脱离了父母期待的路径。组乐队，排话剧，做社会调查，过得特别充实。
我很享受我的大学四年，感觉把中学时的压抑都找补回来了。
回想起来，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的生活跟“真实世界”好像不发生什么关系。
大人告诉你，你的目标就是拼命学，考清北，但是上清北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
学校里教你要真善美，但为什么你掏心掏肺的朋友，会因为一次考试成绩就改变对你的态度？为什么有人中考比你低30分，还是一样有办法上人大附的高中？
你隐隐会察觉到那些言不符实，那些灰色地带。
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对世界的批判，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我喜欢的音乐也是那种开创性质的，就像“曾经人们都是这样循规蹈矩，但我用一种新的方式打开了一个局面”。
有创造力、有生命力的东西特别吸引我。哪怕现在，摇滚乐里强调的那些价值仍然是我所认同的：爱与和平，世界大同，要做爱不要作战。
对，我觉得这些没有变过。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上大学时会跟A君在一起。
A君大我三岁，没有上过大学，之前在西北老家做乐队。那时候全中国玩摇滚乐的人都会来北京找机会，他也是。
一个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他当时是进了一个临时项目，帮人家做音频后期。
我觉得他特别有那种野生的生命力，人也挺聪明，自学能力很强。我们聊音乐很能聊到一起去，身上也都有反叛的底色。
A君吸引我，很大原因是：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连墙都没出过的大学生，只在OICQ上跟老外聊过几句“我喜欢哪个乐队，你喜欢哪个”……
但A君是真搞这个的，他知道组一个乐队最必要的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人，怎么才能出得来。
他直接在那个圈子里，肯定比我光聊聊要有吸引力。
90年代末，很多外地来京的摇滚乐手住在树村。
他跟人在通州合租了个房子，很穷，每天就自己关在家里做电子音乐。
我们谈恋爱以后，赚钱支持他的音乐事业变成我一个不小的负担。
我记得上大学时我就经常要操心他的房租、水电费。
我爸妈极力反对我们在一起。但这段感情我还是深陷其中，来回牵扯了八九年。
这里面确实有一种自始至终的反叛。
特别是当我爸妈给我压力说“你必须要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就偏要跟他在一块给你看。
好像越是全世界跟我作对，我就越觉得自己坚持的东西是有道理的。
现在想想，与其说我真的觉得和A君特别合适，不如说我特别想跟以前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想脱离那种被父母管理，被父母规划、认可的人生。
记得我大学实习时，我爸把我塞到他单位的进出口部，每天的工作就是填外汇单，然后去银行，把外汇单递给窗口的人，然后给植物浇水，擦桌子、扫地。一天就结束了。
我特别暴躁，觉得我干不了这个活，我实在不想过那种生活。某种程度上，我是在选择有意识地避开那种生活方式。
我那会儿也确实相信，和A君在一起的生活里才有我在追寻的某种东西。
七、
大学毕业后，我做过画廊经理，也进过大厂工作。在我收入已经很稳定的时候，A君的音乐事业依然没有进入正轨。
我们之间的力量、关系都开始发生变化。最后分手，是我自己的思维转变了。
我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复杂了。
我意识到，只是喊一些口号是没用的。我不想做一个传奇故事的主人公，也发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生，也是有意义的。
从15岁开始，我一路叛逆，一直叛逆到了快30岁。
经历了长达十几年，我才领悟到，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加弥合的方式，去考虑人生中的种种问题。
或许我以前走得太远了。
30岁之后，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