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海在大学就经常“赶不上趟”。“忽然发现这件事情别人已经做完了，才认识到这件事情应该去做。比如当你知道你的同学要出国了，其实你只是知道一个结果。”据他判断，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会比同学晚一两年这种感觉，但其实晚一两年差别就很大。”
这也符合谢爱磊的观察，他发现城市的学生可能大二就在准备就业或者升学，而农村学生要大三下学期甚至大四上学期才会行动。“我在做访谈的时候，农村的学生在做反思时会普遍提到自己考虑工作的时间比较晚，后知后觉，没有较早地去思考可能就业的行业和岗位。”谢爱磊说。
禹海在当初选择工科，是因为听说这类专业好找工作，但他最终却选择了直博。没想过要读博的他，选择读博只是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没有实习，因此直到大三下都没有做过工作相关的准备。
回顾自己的大学历程，禹海说自己每一步都“没有想清楚理由是什么。”实际上他的人际交往不多，甚至和寝室大部分同学都“说不到一块去。”其他同学是否真的没做准备他不真的清楚，只是被身边人的选择，甚至是自己的惯性推着走。
社会流动的深层障碍
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在大学不同的选择，深深植根于他们不同家庭背景，甚至从早年的教育开始，两类学生在大学的分化就种下了。
谢爱磊的研究表明，家庭在早期教育阶段文化资本的投资策略，会影响学生在大学中探索，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出路[4]。不同家庭教养风格的不同，会文化资本投资的情况，比方说带不带孩子去博物馆，去科技馆或者去旅游，会不会让孩子去听音乐会，去看体育赛事。家里有没有藏书，会不会带孩子一块阅读。
这项研究发现：家庭的这些活动越多，文化资本的积累越多，这些孩子就越自信，在大学里会越容易有归属感，他对大学的知识和认识就越多。越是相反的话，对大学的归属感就越差。现在城市父母热衷鸡娃，在这些方面的投资不会少。农村的学生基本上早期文化资本的积累都是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