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陈婕感觉母亲赚得特别多，生活费也高了，但她不懂金融，以为只是投资的产品回报率高，现在想想，“哪有这么容易赚的钱呢？”
何野家里的四个工厂主要做加工，通常是先付定金，交货后付清尾款，因此要垫付很多材料费。疫情期间遭遇限电，规定只能特定时间开工，或者干脆不给开工，从5月份起，很多订单只能退款，出现负支出，现金流收紧，但还能负担他即将开始的研究生学费和生活费。
当年八月初，他同时准备国内秋招，收到第一份工作offer。父亲说，“你不是还要再读书吗？那就拒掉呗”，没过两天，又对何野说，“你要不把它接了？工作还挺好的”，他解释已经拒了，父亲的语气变了，“你这是想留美国不回来了？我这辈子都学不会英语去不了美国，国内有份稳定的工作多好”，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家里出事的最初信号。
等到9、10月份，他陆续收到多个研究生offer。第一个录取通知来自波士顿大学，父亲看了眼预算开销，一年60多万，直接给了两个字，“没钱”。他才知道，家里已经完全没有订单了。
何野的父亲一直致力于做“伟大的实业家”，用他的话来说，“一切房地产、同金融挂钩的产品都是投机倒把行为”，坚决贯彻“房住不炒”（因此没有任何房地产投资）——当然，鸡蛋都在同一个篮子，抗风险能力会比较差。
为了垫付材料费，最糟的时候抵押了一半的房子给银行。母亲后来算账给他听，一共四个厂，只有一个还在盈利，有一个从疫情开始就亏钱，拖到现在已经是天文数字，“三年亏的钱大概够我在波士顿读十多年吧”。
本科填志愿时，出于对金融的警惕，父亲没让何野学商科，而是选择了“好专业”电子科学与技术。毕业后，何野选择出国的主要目的是玩玩，正好家里又有点钱，听说某个学长去的大学不需要语言成绩，他想都没想，随便申请了光学硕士。如今的断供，发生在他准备读二硕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