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摇滚乐杂志写信，发表在编读往来栏目，于是收到全国各地很多来信，结识了一些有共同爱好的笔友。大家资源都有限，会互相寄自己喜欢的磁带，交换来听。那种友谊非常纯粹，跟我初中时在实验班经历的截然不同。
从实验班出来以后，班上有很多不好好学习的人，他们有些可能是和我一样，产生了一些疑问，在这疑问里，我们在探索。有人通过听摇滚来释放，也有人在谈恋爱里释放，还有跟我一样看小说的。
大家都想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学校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自己试图找到答案。
高三时我从理科班转到了文科班，心里隐隐觉得自己想做记者。
到了文科班，我数学能排20名左右。虽然不怎么学习，成绩也没有多差，完全在靠数学和英语往上拉分。政治、历史我都拒绝背，应该考得很低，最后高考出分，上了首都师范大学。
我爸妈对这样的高考成绩肯定不满意。他们老对我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你都能考上人大附，那你就应该能考上清、北。
只不过，我用我的行动一点点把他们的预期给拉低了，最后拉低到他们不同意也没办法。
直到高考填志愿，我妈还希望我能按她理想的路径走，她一定要让我读会计，我也听了她的，第一志愿报的首都经贸大学会计系。结果分不够，没考上，进了首师大。
我还挺开心的，没考上挺开心。
六、小初高的生活脱离“真实世界”
进入大学后我开始“叛逆”
大学里，我彻底脱离了父母期待的路径。组乐队，排话剧，做社会调查，过得特别充实。我很享受我的大学四年，感觉把中学时的压抑都找补回来了。
回想起来，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的生活跟“真实世界”好像不发生什么关系。
大人告诉你，你的目标就是拼命学，考清北，但是上清北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
学校里教你要真善美，但为什么你掏心掏肺的朋友，会因为一次考试成绩就改变对你的态度？为什么有人中考比你低30分，还是一样有办法上人大附的高中？
你隐隐会察觉到那些言不符实，那些灰色地带。
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对世界的批判，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我喜欢的音乐也是那种开创性质的，就像“曾经人们都是这样循规蹈矩，但我用一种新的方式打开了一个局面”。有创造力、有生命力的东西特别吸引我，哪怕现在，摇滚乐里强调的那些价值仍然是我所认同的：爱与和平，世界大同，要做爱不要作战。
对，我觉得这些没有变过。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上大学时会跟A君在一起。
A君大我三岁，没有上过大学，之前在西北老家做乐队。那时候全中国玩摇滚乐的人都会来北京找机会，他也是。
一个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他当时是进了一个临时项目，帮人家做音频后期。我觉得他特别有那种野生的生命力，人也挺聪明，自学能力很强。我们聊音乐很能聊到一起去，身上也都有反叛的底色。
A君吸引我，很大原因是：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连墙都没出过的大学生，只在OICQ上跟老外聊过几句“我喜欢哪个乐队，你喜欢哪个”……但A君是真搞这个的，他知道组一个乐队最必要的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人，怎么才能出得来。他直接在那个圈子里，肯定比我光聊聊要有吸引力。
90年代末，很多外地来京的摇滚乐手住在树村。
他跟人在通州合租了个房子，很穷，每天就自己关在家里做电子音乐。我们谈恋爱以后，赚钱支持他的音乐事业变成我一个不小的负担。
我记得上大学时我就经常要操心他的房租、水电费。
我爸妈极力反对我们在一起。但这段感情我还是深陷其中，来回牵扯了八九年。
这里面确实有一种自始至终的反叛。
特别是当我爸妈给我压力说“你必须要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就偏要跟他在一块给你看。好像越是全世界跟我作对，我就越觉得自己坚持的东西是有道理的。
现在想想，与其说我真的觉得和A君特别合适，不如说我特别想跟以前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想脱离那种被父母管理，被父母规划、认可的人生。
记得我大学实习时，我爸把我塞到他单位的进出口部，每天的工作就是填外汇单，然后去银行，把外汇单递给窗口的人，然后给植物浇水，擦桌子、扫地。一天就结束了。
我特别暴躁，觉得我干不了这个活，我实在不想过那种生活。某种程度上，我是在选择有意识地避开那种生活方式。
我那会儿也确实相信，和A君在一起的生活里才有我在追寻的某种东西。
七、30年后，我不想做传奇故事的主人公
也不打算加入“鸡娃”大潮
大学毕业后，我做过画廊经理，也进过大厂工作。在我收入已经很稳定的时候，A君的音乐事业依然没有进入正轨。
我们之间的力量、关系都开始发生变化。
最后分手，是我自己的思维转变了。
我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复杂了。我意识到，只是喊一些口号是没用的。
我不想做一个传奇故事的主人公，也发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生，也是有意义的。
从15岁开始，我一路叛逆，一直叛逆到了快30岁。经历了长达十几年，我才领悟到，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加弥合的方式，去考虑人生中的种种问题。或许我以前走得太远了。
30岁之后，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他同样心怀很多理想的期待，但又脚踏实地，在积极地做着很具体很真实的工作。我们有很多精神共鸣，而他所处的行业和工作，也刚好符合我父母的主流预期。
直到我进入了这段新的关系，我和父母之间长达十年的紧张才渐渐缓合。
现在，我也成为了母亲，我的双胞胎孩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
去年，离开海淀多年的我，又举家搬回了海淀。孩子用我爸妈老房子的户口，入读了海淀区的普通小学。我们之前住的昌平，基础教育还是太薄弱了。
我并不打算加入越来越卷的“鸡娃”大潮，也没有给孩子报奥数班。那条路我已经走过了，不希望孩子再重复一遍。
我觉得只要家长不把注意力放在太过功利的目的上，好的教育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我时刻提醒自己这一点，不要去控制孩子，往长远了看，孩子人生中很多关键的选择，其实是父母左右不了的。
想起我妈以前老说：你就是不好好学，不把心思放在正事儿上，你如果高中不是整天看闲书、听摇滚，绝对也有机会上清北！
她不明白的是，如果我当时不这样做，说不定早就抑郁了。至少我自己还有一种解决方式，用它解决了我精神上的困境。
有些痛感，是父母无从理解，无从体会的。
成长，也终究是我们要独自承担的事。
这是一篇私人回忆，是完全个人的讲述声音。它可能片面，不能代表全貌，肯定也有很多跟小巫升学路径相似的人，对这条路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体会。
但对一所名校的实验班来说，“失败者”的声音是稀缺的。不用多久，一定会传来多少人考入清北的捷报，满屏充斥对胜利者的祝福——
这时候我想，也需要有另一种声音，拼图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