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入法之后，刘文利发现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性教育在哪个年级讲，谁来讲？如何培训老师？课时怎么安排？性侵害如何预防和预后？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早些年的时候，一些学校没有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刘文利就把学校里的语文、数学、英语、美术老师都拉过来培训。有老师悄悄问刘文利，“我跟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讲过性教育知识，性教育课堂会不会变得不可控？”
刘文利一开始也有些担心。课堂上，“孩子们特别真诚、自然、坦荡，他们的脑子里没有大人想象中那种“色情”的东西，只有求知欲。”她和授课老师都感到十分惊喜。刘文利有些动容，在教室后面悄悄落了泪。
最近几年，刘文利有了一个新发现。她发现学校的心理老师是一支可以依托的力量。她和北京西城的心理健康老师合作了3年多，在已有专业训练的基础上，向他们增加一些性教育相关的知识技能培训。
但是，预后专业力量建设的缺失，还是让刘文利这些性教育工作者觉得特别紧迫。在处理儿童性侵害预后方面，不止学校老师不知道如何处理，拥有性侵害预后处理知识的律师、心理咨询师也寥寥无几，“我认识的几乎没有。”
刘文利所能做的工作更多还是预防。“通过性教育让孩子提高性保护意识，让他知道一旦这种事情发生就是对他的一种侵害，他就会保持一种警惕。”她希望这些事情通过教育不再发生。
这也是刘文利与北师大法学院教授宋英辉、北京青少年法律和援助中心主任佟丽华等各行业专业人士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性教育入法的主要原因。
法律的背书给予教育工作者们坚持的底气，刘文利想，未来出现类似事件时，教育管理部门就可以有一套指导方案，来协调家长的异议和网络的舆情，公开支持学校开展性教育。
从1988年进入性教育工作领域开始，刘文利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32年多。她一直觉得，性教育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性教育内容对孩子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它不应该受到这么多的非难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