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涌现出包括孙云铸、赵亚曾等许多我国古生物学的专家和人才。
据统计，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有19个年级的学生听过葛利普的课，其中诞生了2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包括11名古生物学的院士。
不幸的是，时代造就了葛利普在中国的成就，也宿命般地影响了他的余生。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据了北平，日伪方面接管了北大和地质调查所，留在北平的葛利普宁愿变卖家产，也不接受伪北大教职。
他鼓励同事和学生前往大后方，自己却无力南下，与学生道别之际，他几番呜咽不能成声。
1941年，他写信给身为西南联大地质系主任的孙云铸，信中说：“我希望我们过去共同从事的事业在你们那里继续兴旺”，“希望我们大家能相会在即将到来的幸福时日”。
然而，他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将年逾古稀的葛利普关入东交民巷的集中营，身陷囹圄的他，仍颤手著述了其遗作：《我们生活的地球：地质历史新解》。
抗战最终胜利，葛利普却因为在集中营饱受折磨而病入膏肓。他总是神志不清地问那些前去探望的人：“你是我的学生吗？”1946年，葛利普在弟子们的陪伴下去世。
在弥留之际，葛利普多次提出希望能加入中国国籍，很可惜，那时已经来不及办理了。
遵照他的遗言，其二千余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中国地质学会（现存中国地质图书馆）。李四光为葛利普书写挽联：“述作最丰，伟著共欣传后学；论交至笃，同人齐恸失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