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湖大学也在探索拔尖人才培养的模式。施一公直言，他的经历，就使得他自己有刻骨铭心的思考。
“我本人是中国教育的产物，出国时快23岁了。我对我们的教育特别认同，特别有感情，以至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期间，至少两次或者三次，当中国教育部去普林斯顿大学调研的时候，大家也许都难以想象我对教育部领导是怎么说的。”
当时的施一公说，“我知道很多人对中国的应试教育制度有非议，对高考有非议，但是，我就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我只用了4年，就从助理教授晋升到终身正教授。而我普林斯顿的美国同事有的用了8年，有的用了12年。应试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基础扎实，视野宽阔，能够举一反三的像我这样的优秀人才。”
如今回想起来，他说，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但在他2008年全职回到清华以后，他的想法开始发生了变化。
因为种种原因，他当时把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做的科研全部停掉，在清华大学重启了4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但正是重启了这些新的研究方向后，他发现自己错过了在科研“黄金期”做出更大贡献的可能，“在我年轻时精力最旺盛、记忆力最好、反应最迅速的时候，失去了全力以赴，在科研上进取的勇气”。
他解释称，因为我们的应试教育真的非常优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学生培养到考出高分，而且会举一反三，包括在科研时会选题。
他回忆，自己在1997年底到普林斯顿大学后，“我曾经是中学里几乎每一门功课的第一名。而我所有的科研方法也都是来自于我应试教育的基础。我选择课题的时候有两个标准：一是这个课题是否重要，不重要的课题我不做，这是应试教育教给我的要有重点，考试复习要有重点，不考的内容少复习；二是这个课题选择以后，如果三五年内出不了结果，就不要做，因为应试教育告诉我，如果你准备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复习的东西跟考试无关，你是不会高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