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度持续了几个月的平权法案，引起了公众对于哈佛招生标准的质疑。无论是对校友子女的偏袒，还是定义模糊的多样性，都似乎与精英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
诚然招生政策具有其复杂性，但在更加多元化的今天，学生因求学产生的流动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对学生进行简单的二元区分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危险的。
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学生可能属于亚裔、非裔、西班牙裔、拉丁裔等划分标准中的一个，但个体的丰富性却远不局限于此，学校的评判方式也应当趋向多元。
一名法学博士曾一针见血指出了亚裔爬藤难的原因：既不是因为精英大学喜欢多样性，也不是因为他们喜欢黑人和西班牙裔，而是他们要排挤亚裔，保持白人精英阶层的统治身份。
在2023下半年，哈佛反犹主义言论的争议和校长克劳丁·盖伊的抄袭事件吸引了众多视线。
作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校长以及第二任女校长，这些标签与光环为盖伊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也造成了哈佛「追求真理」形象的信誉危机。
最终，盖伊结束了自己不到半年的校长任期，但留下的是公众对于言论自由边界和学术道德规范的探讨与反思。
美国大学的评价标准、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高校在DEI（多元、平等和包容）方面的缺陷……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哈佛的争议事件不断被纳入更广泛的话语体系之中，也折射出美国教育和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去年除了哈佛女校长，宾大、MIT女校长也同样因为学生的言论自由问题陷入麻烦
与很多年前相比，媒体和公众对精英教育的态度，正在转向袪魅。
在投入了庞大的教育成本之后，人们试图去论证，精英教育是否带来了可观的投资回报率。一种更深入的视角是，精英学子能否为促进社会公平而献力献策。
焦虑和期望之间，颇负盛名的名校们也自然成为了被衡量的对象，甚至是被击中的靶子。
■精英大学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恐怕有一部分是负面的，正如研究社会不平等的哈佛教授Raj Chetty发现，家庭收入排前0.1%的学生在大学申请流程中，在非学术上获得高分的可能性，是中产学生的1.5倍，名校成为了精英再复制的工具
如果以世界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大学，哈佛就像是一个超级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