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辩护反而强化了社会游戏规则固化的严重性，比董小姐更努力的人多的是，为什么最终还是董，而不是别人？
留学曾一度被当作突破社会游戏规则的新方式，在中国全球化初期的2000年代和2010年代，成就了不少抓住社会游戏规则松动期的普通家庭的学子。
不过，2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经济高增长期、留学人才需求高峰期都已过去。在中低速发展的形势下，国内高等院校扩招时代留下的“人才通胀”泡沫开始破裂，国内应届毕业生、境外应届留学海归交织的就业市场开始萎缩。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相比毕业院校的资历，海归的工作经验、实习经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备受关注，对最终录取意义重大。
在经济形势趋紧时，用人单位的招聘更“务实”，即更看重能力，而不一定是名校的光环。
同时，国内“圈子”文化需要留学海归特别注意，不同行业的关系网对个人成长与发展意义重大。将所学专业与行业实际相结合，在行业“圈子”中研究供求运行规律。
留学从来都不是职场成功的保障，在社会游戏规则的压制下，国内毕业生、留学海归都面临与行业“圈子”之间磨合以及双向选择。
相比而言，留学所积累的社会关系便于适应境外职场“圈子”，中国留学生可以在国内职场、境外职场之间做出选择，而不是一味地在国内职场内卷。
董小姐在国内社会游戏规则语境中游刃有余，在境外未必吃得开。
而广大留学生需要另辟蹊径，把握境外社会运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才能规避国内职场单一通道的风险。权衡个人价值生存、发展的环境因素，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这才是留学的意义，或者说，留学最后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