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一天上课时，一个学生向我“揭发”一位同学骂我，那位学生连忙站起来，辩解说：“造谣！我没骂。”
“骂了！”
“没骂！”
“你不诚实！”
“我就没骂！”
“揭发”的学生怒气冲冲地要把“证据”亮出来，我赶忙阻止说：“不必说了。”
然后对全班学生说：“我上小学时也骂过老师。有一次，我对老师的批评不满，就给老师起了个很难听的外号。我大了，才认识到骂老师不对，一直想找老师承认错误，可不知老师现在在哪里。因为我13岁离开老家后，再没见过这位老师的面。”
当天晚上，我来到这位同学的家里（该生的家离学校很近）。一进门，该生就说：“于老师，我错了，我不该骂您！”“怎么，骂老师？”家长一听勃然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举手就要打孩子。
我急忙拉开说：“是老师说话态度不好，批评的语气重了。”接着，我把该生的优点说了很多很多，说得该生竟然哭了。家长一再说好话，说当老师如何如何辛苦，学生如何如何难教，等等。
从此以后，一家人对我非常客气。——蹲下来，才能和学生推心置腹。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学生魏亚军和刘扬偷黄瓜一事。我得知魏亚军偷黄瓜一事后，为什么迟迟不找他谈话，而是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联想到小时候的我，心情立刻平静了。是啊，自己小时候又当如何？于是就把这件事压下了。三四天之后，我只对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一句：“亚军，偷来的黄瓜好吃吗？”
蹲下来看学生，就会体谅学生的错误，采取学生能够接受的、效果较好的处理方式和方法。
一次，张庆老师问著名思维科学家、《相似论》的作者张光鉴教授：“以学生为本应该怎么理解？”张教授说：“很简单，就是老师要和学生相似。”
老师和学生相似，我以为就是蹲下来看学生，或者说，想一想孩提时代的自己想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让孩提时代的自己和学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