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改革的初期，势必要牺牲一部分没有资源的底层家庭。
或许这就是我们说的改革的阵痛。
正因如此，现在一边打击校外培训，一边又把高中录取率设定为50%。
这看似极为矛盾的行为实际在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了，从此往后大学教育将成为真正的精英教育，该分流的就早些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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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分流”这个词，站在现在的普世价值看，的确是个贬义词，它意味着职业技术学校，意味着成为蓝领，意味着工资低，工作累。
但如果从长远角度看，分流也未必是坏事。
现在的中国大概率要走德国的发展道路，就是大力发展高科技制造业，提高产业工人的素质，并且提高蓝领阶层的收入水平。
比如前两天，国家发布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且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
简单地说，就是让资本为主导，培养高级蓝领，恢复过去的企业内部“技术工人学校”或“职工学校”。
因为人家德国也是这么干的。
但是德国和我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家的制造业有足够的科技含量，所以可以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分配到劳动者头上。
于是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普遍提高，一个产业工人的收入和大学教授可能区别不会太大。
可是我们现在的制造业发展了那么多年，还是在靠人口红利做最最低端，没有技术含量，只能靠压低价格来占有市场的生意。
这也就意味着，剩余价值早就被上游制定标准和授权品牌的企业赚走了。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三番两次强调要发展“小特高新”企业，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把中国的经济以及内需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