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教育就像一只吸金怪兽，吸进了大量投资，却赚不到钱。截至2019年9月，已上市的7家在线教育企业中，只有正保远程教育、新东方在线和跟谁学在2018年实现了盈利。“双师课堂”，即一个线上主讲老师与一个线下辅导老师配合上课的模式，作为在线教育的新卖点，很快沦为资本圈钱的工具。
“现在在线教育那么兴旺，都是靠资本输血。”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2020年表示。2020年全年，资本向在线教育领域输入了近150亿美元，但在线教育的收入只有几百亿元人民币。“每收一分钱，就要先花掉两块钱。”
但“烧钱”大战仍在继续。新冠疫情导致培训进一步向线上转移，资本再次抱团涌入在线教育，2020年，猿辅导拿到35亿美元融资，作业帮拿到23.5亿美元。
赔得越多、投得越多，各家都在赌产业能够带来高回报，那么，就要“卷入”更多的消费者。作为行业红利受益者，董均萌生离开大机构的想法，是从2019年开始的。他记得，那一年暑假刚过完，业内有的公司就提前开始了第二年春季续报课程的活动，他们也不得不跟跑。这次促销比以往提前了半年，9月就开始组织课程续报活动，10月组织了第二轮续报优惠，过完双十一，在12月又开始第三轮。尽管入行时，董均就知道教培机构的逐利性，但如此赤裸裸地圈钱和内卷，违背了他入行时对教育事业的“初心”。董均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甭提受到尊重，不被家长骂死就不错了。
焦虑是最好的营销手段。行业内一则臭名昭著的广告是“你来，我培养你，你不来，我培养你的对手。”续报期到来前，经过专业培训的教师也会以各种方式传达“焦虑”：“五年级这么重要，你还不上课，等什么呢？”
满怀理想去探索互联网教育边界的程皓再次被现实打败。程皓所在机构运营的双师课堂，其绝大多数用户来自全国GDP前20的城市，根本无法下沉到真正匮乏优质教育资源的广大县城。程皓相信，只有改变县城中学里那些成绩处于中后部的学生的认知与格局，才能真正改变当地的未来。但如今，让程皓感到迷茫的是，他所相信的互联网教育不仅没有实现教育公平，反而在加大教育差距。
“校外培训体系的无序发展已经背离了教育的初心，影响到了教育对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实现。”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序的校外培训系统及其背后的资本受到打击和约束，其实是一种必然。
义务教育学科培训没有前途了
“尽管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教培行业起到了教育补差的正向作用，也为发展素质教育贡献了力量，在科技赋能教育的方向明显领先于学校教育，但以应试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违背了教育规律，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马学雷分析说。
教培机构“超前培训、超标培训”，早在两年前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如果从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开始看起，“减负”和“素质教育”是近年来教改政策的高频词，但却每每被束之高阁，“双减”正是实现素质教育的抓手。
“‘双减’减掉的是学生重复性补习文化课占用的时间，置换出来的时间才能用来增加素质教育，实现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秦春华解释说。而在“素质教育”补位环节，按照政策要求，学校将发挥主阵地的作用。
（暑假期间，许多家长会在各种培训班外等待孩子。图/视觉中国）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治理校外培训产业的国家，在同样重视教育的东亚地区，日、韩也都有过类似的举措。从1968年到2009年，韩国历经五届政府的努力，逐步取消了高中入学考试、实现高等教育普及，试图从根源上移除升学竞争带来的补课需求。然而，平准化高中教育要求国库负担私立高中教职工资和管理费用，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现实中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也促使学生为维持竞争力而寻求课外补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经济受到重创，精英教育呼声抬头。2009年，韩国提出了《高中多样化300工程》计划，建设了一批从环境设施到师资力量都更为优越、升学率更高的“有特殊目的的高中”。被短暂压制的补习需求再次释放，公立教育和“影子教育”的斗法还在韩国继续。
不过，与日、韩不同的是，中国的学科参培主体在小学阶段，据马学雷等人对全国教培行业的调查显示，小学参培率60％，初中占30％，高中参培率只有10％，而日、韩的主要学科参培者是高中生，其次是初中，小学阶段的学科参培率最低。也就是说，日韩校外学科培训市场对应的是高考刚需，中国当前教培是优质学校掐尖带动的市场，满足的是教育焦虑产生的超纲学习需求，而非高考刚需。
“之所以中国高中生很少去校外补习，是因为校外高中培训的整体实力不行。”马学雷分析说。但高中阶段的学科培训还会继续存在。在他看来，这主要是因为目前高考的评价方式还不够完美，考试占比还会比较多，不过，根据“双减”政策，高中学科培训的发展空间将非常有限。
“不要仅仅看到政策对校外学科培训的治理，更要看到整个基础教育的系统改革。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措施已经昭示，以后义务教育学科培训没有前途了。”马学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培训火爆的原因，是义务教育出现了问题，学校教育发展失衡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历史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那么培训机构在义务教育阶段完全没有机会。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
教师轮岗，则被主管部门视作教育均衡化的一项核心措施。早在2003年，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随后3~6年间，辽宁省沈阳市、福建省福州市、湖北省十堰市、河南省南阳市、江苏省徐州市等多个城市在不同时间分别出台并实施了教师轮岗政策。
“2006年伊始的中小学教师轮岗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想通过教师轮岗来解决中小学教育不均衡发展问题，然而，教育不均衡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当时通过单独运行的教师轮岗政策遏制择校热、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显然是不够的”。一篇发表于2009年的《教师轮岗政策实施问题检视》一文这样总结。
这篇文章还指出，教师轮岗制在实施过程中还出现了政策未得到有效执行以及轮岗教师存在后顾之忧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出现相关问题后，教育行政部门督查、纠偏不足，实际保障措施也未跟上。
在“双减”政策出台后，各地又开始推行新一轮的教师轮岗。8月2日，江苏省常州市出台的具体政策是，在流动范围之内的专任教师每6年须交流轮岗或支教一次，参加交流轮岗的专任教师分别为本次应交流轮岗对象的15％，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本次交流轮岗对象总数的20％。
在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北京市也将大面积、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轮岗。目前，北京市已有东城区、密云区两个试点区，并计划在2021年年底前启动全市六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
“十五年前的教师轮岗试点，还只是教育领域内部的一次尝试，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下尝试轮岗，还很苍白，很多配套措施跟不上。现在，国家在教育领域内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方案、大力推进‘双减’政策、强力管控学区房，恰恰说明目前中国正面临一场针对教育内卷化的革命，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一位研究教师轮岗的业内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是说。
阻断内卷的根本之道是什么
“在中国，小孩子刚刚六七岁就开始拼考试，被卷入抢夺下一阶段优质教育资源的比赛中。最近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就是要从根本上阻断教育内卷。”马学雷说。而治理教培产业，只是一个开始。
秦春华也指出，“双减”只是政策组合拳的其中一项。2020年出台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根据该方案，同时还在推进高考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并对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生考试招生改革等层面同样作出了规划。
“按照目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制度设计，小升初环节将会完全解压。”马学雷分析说。根据中央文件，义务教育阶段改革的关键词是“均衡”。幼升小、小升初通过电脑摇号，根据学区就近入学，不唯分数，杜绝学校掐尖。
（一家培训机构内的一对一辅导。图/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相关政策提出“优质高中的招生名额将按比例分配到初中”，把招生名额分配到校，甚至分配到班，促进生源均衡。普通初中的学生按固定的比例进入优质高中，理论上可能会比高分学生扎堆的优质初中有更多机会进入好高中，从根本上消除“小升初”的竞争压力。除非当地教育部门监管“跑冒滴漏”，甚至故意放水，执行不严。
学科学习强化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培广告相反，马学雷表示，主流学术观点还是主张不要抢跑，一些知识随着年龄增长自然而然就能理解，小时候就被按在地上摩擦，长大后反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而高中学生已经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高中发展的关键词是“多样化”、“有特色”，要推特色高中，比如美术高中、体育高中、语言高中、科技高中等。马学雷分析，未来的美术高中将对应美术高考，科技高中对应强基计划，高考阶段的竞争也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是把独木桥换成多条赛道。
现阶段，中考后的全国实际普职比是6:4，但政策一直强调“普职比大体相当”。不用等到高考，严酷的竞争和淘汰似乎在踏入高中校门前就已经出现。
“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这样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都是好孩子，中考不是用学科、分数来选拔、竞争、淘汰学生，而是根据学生的特点、爱好、天赋进行分流，适合学术研究的走普通教育的道路，有职业技能天赋和能力的走职业教育道路。”马学雷分析。
大的学科培训机构被削减后，以家教为代表的小微学科培训是否会遍地烽烟、四处游击，则有赖于中考以上的系统改革。比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如果将来能像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一样，没有就业歧视、职业歧视，薪酬更高，只有实现了这些，大众才能自愿选择职业教育，不一定非得培训、应试，即普高和高考。
职业教育是系统化问题。《教育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其中一项，就是建立健全以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为核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马学雷解释，纵向贯通，就是打通中职、高职、职教本科，以及将来的职教研究生（包括博士和硕士）。据悉，目前，国内的职教本科只有33所。
横向融通，就是在各个阶段，符合一定考核条件，学生可以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转换，不是一选定终身。还提出“国家资历框架制度”，即普教与职教的本科等相应层次在就业方面将被一视同仁，都可以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
理想照进现实需要时间。秦春华也坦承，至少要改变这一代人对教育的理解。但具体落到每一个人身上，谁都不愿意当试验品，承担改革的阵痛。“双减”政策出台后，一位北京海淀区初一学生家长的真实感受就是“教育成本变高、教育质量变差、还莫名焦虑”。因“双减”政策，她孩子的语数英线下补课全停了，从学前就一直上的舞蹈班也因疫情暂停，只有一个英语线上1对2小班还在进行。这位家长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一位数学老师，在线1对1补课。从线下大班课换成在线小班，课时费明显增加。
这个海淀家庭在今年暑假的教育支出反而比往年多了30％。因没有机构把关师资质量、负责课后作业管理，家长还要花更多时间管孩子学习。这位妈妈明确表示，只要条件允许，她不会让孩子参加学校的课后托管，宁可花更多钱给孩子上有实质知识收获的补习班。
“从社会收入结构看，居于金字塔尖和塔底的家庭都不会受到‘双减’政策的太多影响，最受折腾的就是我们中间这部分家庭。”这位家长无奈地说。她说，目前普高的升学率只有60％，意味着两个初中生里就有一个可能上不了高中，而眼下在中国读职高的出路并不理想。“我们主张孩子平安快乐第一位，对孩子学习并没有那么焦虑，但没有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小白鼠。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但凡有一点能力的家长，都不忍心让孩子走职高这条路。如果不解决教育领域的一些根本问题，目前的减负其实只是变相地增加我们家长的负担。”这位家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