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单看，很大一部分引进的都不限专业，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地方适配到合适的岗位吗？如果不能，人才无法安心工作，财政支出白白浪费。“高薪抢人”的猛药适合这样的小县城吗？
反过来，试问外省的高材生们，真能忍受穷乡僻壤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吗？这里不仅仅指交通、文化场所等硬环境，还包括地方势力、关系网等软环境。在当地安家立业，真是你想要的吗？
有人直言，和平县把硕博生当备用人才，硕博生同样是把和平县当备用offer。报名这么多，不参加面试的得一半，过了面试不报到的又得一半，报到了当天过几天跑路的又得一半。最终能留下几个人，确实难说。
这则新闻更像一出闹剧，让我们看到了不断贬值的学历和大家对编制的狂热。
几年前，博士可以直接挂职副县长，现在只能是事业编。这与大学扩招不无关系，但扩招却没能与社会需求和发展相适应，让毕业生就业越来越难。为缓解本科生就业，硕士、博士也在不断扩招，但中国的教育资源有限，只能靠拉低培养质量来换取速度和规模。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即不为学术所需也难为市场所用。
同时，我们看到不仅普通人对编制狂热，留学生和国内一些当红明星也在努力考编，刘昊然是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一名话剧演员，关晓彤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2020年80万回国就业的留学生中，近一半进入体制内，21%进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25%任职国企。
警惕编制狂热成为普遍认同
“狂热”中的个人不应该受到指责，毕竟选择什么工作，是个人自由意志的结果。况且，对于多数人而言，活下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五斗米折腰”并不可耻。但从长远看，对编制的“狂热”会带来社会隐忧。
一方面，“高学历人才”在参与市场竞争中，更容易发挥智力和素质优势，对升级产业链，创造经济财富更有效率。相对比，事业单位毕竟不是市场经济下的盈利主体，如果一味靠“重金”吸引“高学历人才”流向的话，其结果很可能会造成机构臃肿，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也会伤害市场活力。
另一方面，一旦事业单位“收益更大”这种结论被普遍认同，就会给编制外的人带去职业不安，加之福利差异产生的社会不公。这些不安和不公汇聚一起，很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总之，职业不分贵贱，任何选择都应该被尊重。但作为地方政府，拿什么引才，能否引到真正扎根地方建设的人才，必须想清楚。同时，大批“高学历人才”面对编制蜂拥而上的背后，也反映出社会诸多面向的深层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