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是家族里的第一位大学生，有人甚至是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不少农村家庭为了把孩子托举到更高的高度，花了一辈子的力气和心血。
家住甘肃东南部一个小山村的林博是“90后”，4岁开始跟着爷爷放牛，7岁以后自己放牛。村子地处黄土高原，附近山大沟深，就算最近的学校都离他家有六七里。林博9岁才上学，平常放假也会去放牛。
他家有二十多亩地，能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但守着家里的这些地，能解决吃的，却解决不了用的。后来父亲去了内蒙古打工，母亲留在家里。第一年高考，林博的分数距离二本线差距17分。他想读三本，父亲不同意。复读一年，他考到了绥化学院。然而，噩耗传来，父亲在车祸中去世，没能坐火车送他去大学。
“考入绥化学院这类地方高校，他们已经拼尽全力。”艾苓希望社会能理解和尊重贫困生，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心理援助和就业指导，让他们更有勇气和信心完成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
她认为，教育产业化为更多孩子提供上大学机会的同时，也让基础教育阶层化，对贫困生影响巨大。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是基础教育学生分层的累积和延续。这些年来，国家也在不断改善教育资源的差距，比如实施教师轮岗制度、实行“双减”、建立贫困生资助体系、完善贫困生认定工作等。
绥化学院的学生在操场上运动。受访者供图
“摸爬式努力”
“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贫困生的命运?”这是艾苓试图在书中回答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