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起，艾苓追踪采访贫困生的人生轨迹。在她的书中，二本院校贫困生连同他们身后的家的模样变得渐渐清晰。
他们有人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想出去打工赚钱，被村主任拦下强行“押送”去读大学。有人考上了市县里的重点高中但付不起学费，只能放弃，留在当地上学，因为学校承诺减免三年学费。他们把学习当作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能帮自己找回自尊心的出路。
绥化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届专科毕业生戴军是“80后”，他家有三个兄弟，父亲是铁路职工，因为肝病病退，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哥哥成家独立。自从母亲病倒以后，弟弟和父亲把家里地里的活接了过来。
“我的任务是考大学。”2001年，戴军第一次参加高考，但成绩不理想，复读第三年，他考上了绥化学院。不料，父母因病相继去世。靠着勤工俭学、做家教、给学生卖生活用品、推销外语资料等积攒下来的钱，他完成了大学学业。
石景是“95后”。在他的记忆里，奶奶去世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买不起”。湖北的夏天天气炎热，他想吃雪糕，奶奶会说，“买不起。”但他生病要打针吃药，上学要交各种费用，奶奶却从来不说这三个字。
读大学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父亲陪他去报到，只买到了一张硬座的票。那趟火车全程34小时53分钟，他跟父亲轮流坐。到了绥化以后，父亲看他进了校门，转身回车站赶车，接着一路再坐硬座回去。
这些便是艾苓接触到的“苦孩子”。上个世纪80年代她读书那会，学校里还没有“贫困生”这个概念，“因为大家都不太容易，只是有的人更不容易”。艾苓的丈夫也是绥化学院的毕业生，两人是大学同学，而她丈夫则属于“更不容易”那一类学生。
返校执教后，艾苓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书《咱们学生》，讲述学生们的成长故事。丈夫知道后，提议她关注贫困生这个群体。于是，她决定追踪贫困生的成长，为他们著书，“二本院校贫困生不是自带光环的精英，唯有集体发声，才能够被听见、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