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境况下，受制于学校资源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深陷学校的排名焦虑和学历泛滥的恶性竞争中。
尽管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大学，但却无法通过像样的大学教育，突围自身的困境，反而沦为高校扩招的炮灰，承受着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的恶果，也成为教育无序市场化的后果承担者。
04
读书改变命运
还成立吗？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我的第三个观察，这也是最让我难以释怀，感受最强烈的部分。
我观察到，二本学生立足社会的难度越来越大了，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强了。
尤其对农村孩子而言，从小习得的“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仿佛越来越难以兑现。
我第一次当班主任的班级，2010年临近毕业时，班上没有一个学生选择考研，在他们毕业八年后，我进行了一次回访，发现班上52名学生中，90%都获得了较好地安顿，其中留在广州、深圳就业的学生有17名。
对他们而言，尽管找工作的途径主要依赖自主择业，而不是像我这一代大学生有国家分配的兜底。
但十一年前的二本文凭，在经济上行、就业机会多、房价还相对平稳的时候，还是充分显示了念大学的好处，其性价比和我1995年大学毕业的班上同学，并没有太大差别。
但到我第二次当班主任的班级，他们在2019年毕业时，选择考研的学生多达三分之一，没有一个孩子理直气壮地认为，凭自己的文凭可以在广州立足。
以前我认为学生不考研是缺乏学术追求，但现在飙升的考研率，却成为我衡量就业状况的直接依据。
更重要的是，就算考研，难度也越来越大。那些投入竞争的学生，在所谓的高校鄙视链中，因为第一学历“非985”“非211”“非双一流”，往往成为他们进一步深造的现实障碍。
而事实上，相比我当初考研的情况，当下名校研究生的推免比例越来越高，考研的队伍也一年年庞大，学生“上岸”的难度，比之我当年，不知要增加多少。
除此以外，80后那批学生，还有不少选择自主创业，但到90后这批孩子，自主创业的热情已大大降低，“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成为他们独特的就业口号。
站在老师的角度，面对学生所承受的多重压力，我切身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太难了，太累了。
我想起自己的家庭和求学经历，在起点上其实和学生差不多，但1995年大学毕业时，根本就不用愁就业，国家直接分配进了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后来遭遇下岗，依然拥有机会以自学本科的起点，下岗工人的身份，通过自主复习，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2002年硕士毕业时，公务员几乎是我们就业时最为不屑的选择，外企、民企、新闻机构、出版社、高校，以及初露头角的网络公司，对我们有更大的吸引力。
△年轻时候的黄灯
2005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因为害怕长久的租房折腾，第二年就开始漫不经心地看房，从来没有意识到买房的压力，在手头只有五千元的情况下，就举债买了一套二手房，然后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不经意间就在南方安居立业。
想起来，因为就业机会多，选择多，房价便宜，我的不少同龄人，仿佛并不害怕失败的风险，工作是否稳定和待遇的高低，并不是就业最重要的筹码。
而是否符合个人的兴趣、是否能为个人成长提供机会、是否能充分释放个人对梦想的追求，是左右我们选择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就业、考研、买房、结婚这些对我而言极为重要的人生转折，到学生这儿，却悄然被就业机会的稀缺、第一学历的限制、飙升的房价、结婚的难度所替代。
任何一个看似平常的环节，都需要那些年轻人承担难以想象的压力。
而这些，不过是我伴随岁月的流逝，自然而然完成的事情，并一直以为理所当然。
作为一名教师，面对讲台下的孩子，心疼是我最真实的感受，我知道他们被规训过度的脸孔背后，是选择的稀缺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我内心不甘，但无能为力。
我所受的教育，让我相信一个年轻人进入大学，最基本的目标，应该是获得专业和精神层面的共同成长，在内心滋生一种充实而强劲的力量，获得作为“整体的人”的提升。
但面对他们无处逃避的就业、生存、学习压力，我感觉这种无法量化的目标，不但模糊而且也没有养成的途径。
我知道他们在校无穷无尽的忙碌，仅仅为了一份漂亮的简历，为了增添一些就业的筹码，拉开人生漫长的时空观照。
也许，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折腾，但面对现实的压力，我也不得不认同他们的选择。
我观察到在我教过的学生中，那些难以在社会立足的少数个体，很难说是个人能力的局限，而更多来自他们自小习得的价值观，对他们无形的羁绊，让他们不愿向生活变通和妥协。
十几年来，我常常陷入一种真实的矛盾境地，不知该向他们传达怎样确定性的价值观：
在应试和个人成功的极端功利语境中，我既害怕学生被无处不在的暗礁抛入生存的深渊，也担心他们在获得世俗的成功后，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谋。
在对学生持续十几年的观察中，我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作为参照，并在对比中透视学生群体的命运变化。
我想知道，高等教育的转轨，在70后、80后、90后三批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到底和他们产生了怎样的碰撞和联系？不同代际年轻人命运变迁的路径，是否和教育市场化之间，存在某种隐秘而复杂的关联？
05
被漠视的二本院校和二本学生
我不否认，上面我所讲到的现象，并不能囊括所有的二本学生，而是更多指向那些和我起点一样、来自农村、家境普通的个体，但我也不能否认，我所描述的情况并不仅仅是偶然的个案。
1992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只有本科、专科、中专这样的大致区别，当年录取的人数为75万。而到我的学生，大学的层级越分越细，扩招的比例越来越高，录取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2019年全国高考录取的人数为814万，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一本高校占比仅到15.8%，84%左右的高校都属于二本及二本以下的学校。
也就是说，中国每年3000万在校大学生，超过2500万都在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他们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承载了最为庞大的年轻群体。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经费的极度不平衡。
2020年，排在前十院校的经费，总预算达到1640.48亿，其中清华大学310.72亿，浙江大学216.2亿，其他学校也都在100亿以上。
那地方二本院校及职业院校预算的情况如何呢？
以我曾经任教的广东F学院为例，2020年的财政预算约为8亿元，换算一下，清华大学一年的预算，约相当于39所广东F学院。
中国高校目前的状况，正是极少数重点大学占有大部分教育资源，而占比超过84%的地方普通院校，在办学资源上，完全无法和重点大学抗衡。
毫不夸张，文凭的稀释和教学资源匮乏的后果，主要由二本及以下院校、还有他们所承载的庞大群体来承担。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大众化教育早已成为共识，但扩招的潮流并没有过多波及重点大学，加上它们始终获得了绝大多数的投入，也从根本上保障了充分的教学条件，重点大学的文凭依然坚挺，这样，因为扩招而被注水的学历，事实上主要涉及到普通二本院校。
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的并行，明明白白地安置在高校清晰的链条之上。
尽管高校承担的不同功能，客观上允许大学的适当分层，但社会对二本及其他普通大学的成见和漠然，已经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事情的真相是，这些被忽略的普通高校所容纳的年轻人，因为和中国大地的紧密联系，加上数量特别庞大，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中坚。
就业形势好时，他们往往会留在本省、本地，甚至回到家乡的基层，成为地方发展的生力军；就业形势低迷时，他们往往成为市场化自主择业境况下，最为迷惑和挣扎的一群人，大学生农民工化，重复父辈的路径，正在成为一些年轻人面临的现实。
无论何种情况，他们都以一种沉默而坚定的存在，成为影响现实的势能，波及万千家庭的命运。
而这，正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二本学生的原因，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大学生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而我作为教师，对世界安全感边界的认定，就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直觉感知。
△黄灯和她的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