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即便是研究证据确凿，也需要考虑证据的政策意涵，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对政策意涵进行简单粗暴的解读。比如，认为文科生过多就一定要发展理工科教育，就是典型的直来直去的政策建议，可能未必是合理可行的。
一些好事者抓住这篇论文最后一个不是主要结论的观点大做文章，甚至是断章取义地加以攻击，也反映了时下人们快餐式文化消费主义的弊病。近些年来，“行长脸宽”“董明珠自恋”等学术论文走红网络，实际上就反映了很多人的这种猎奇心理。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包容不同的学术观点，可能是弥足珍贵的。
（作者马亮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政府创新、数字治理与绩效管理，出版《目标治国：官员问责、绩效差距与政府行为》、《公共治理的向度》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