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0年以来，唱衰英语的言论此起彼伏、甚嚣尘上，如今已经到了被AI取代的地步？开什么国际玩笑！我以一个高考“准状元”、名校英语专业骨灰级毕业生、国际业务从业者的身份谈谈自己学以致用的体会。
我很享受英语，初中时师从首都师范大学附中英语教学带头人冯瑶，在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在“冯氏教学法”的熏陶下接受了极具开创性的听力、口语、写作系统训练，上英语课是最开心、最激情的事，用英语沟通、互动是最神奇、最有范儿的体验。
作为英语爱好者，我参加了中国早期的“奥林匹克英语”培训，我和两位同学自编自导自演的英语小品还获得了海淀区一等奖。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在英语方面出类拔萃，直到今天也一样，唯一的“优势”就是兴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真心喜欢英语，乐此不疲。
可能是受到了多方面的激励，我在1993年高考中以北京市文科前30名、全国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并接受了四年全方位的严格、传统的英语训练：每天捧着收音机收听英美“敌台”，每天读英文报纸，每天看英文原版影片，每天写英文日记……北外简陋的煤渣跑道上，每天傍晚都能看到一对对遛弯儿的男男女女，不是谈恋爱，更不是基友，而是为练口语而自愿组成的speakingpair。
在高手如云的北外，我虽然获得了三年奖学金，但成绩不算突出。可能是国内的应试教育把我考伤了，高考后至今，我再也没能取得过“准状元”级别的高分，而且一到考试就紧张。
大学毕业时考英语专业八级证书惊险过关，比及格线只高了一点点。要知道，得不到八级证书，就拿不到北外学位和毕业证，算肄业。
不过，即便是国内英语最高等级证书，在国际上也是不被承认的。英语应用最重要，而且英语需要与行业、业务紧密结合，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我毕业后进入央企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工作，从此以后，我的职场就没有脱离过“国际”，国际航空、国际出版、国际化培训、国际教育……
实际上，我的英语应用能力是在国航欧洲航班合作业务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每天都在给欧洲航空公司写邮件、发电报（航空专线电报），几乎每个月都会与瑞士、奥地利、芬兰、罗马尼亚、瑞典、意大利、英国等国的民用航空同行谈判、开会，一半在国内，一半在欧洲。开始时，我只能为部门业务领导做翻译，后来慢慢地全英文独立主持商务会议，独立谈判，独立做英文会谈纪要。
我的工作促成了后来国航加入航空联盟，今天中国与欧洲之间代号共享航班的业务模式中有我的一份贡献。
用今天快捷的翻译软件就能很快解决国际问题吗？这好像是在开国际玩笑。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融合，是文化引领的互动形式。翻译软件只能做到“达意”，很难体现语言的文化功能，更难以达成人性层面的理解与信任。
学英语也是在搭建“圈子”，与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同喜、同悲，最终在价值观层面取得共识，而不是走过场的寒暄、签个协议了事。
不过，要想更深入地国际沟通，仅仅依靠商务会议似乎不够，还需要留学。
在民航工作的那几年，正赶上国企改革、脱困的“阵痛期”，收入很少，最让我失望的是，原本可以公费到海外留学的机会也被公司以“降本”为由取消了。
学外语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出去看看”的冲动，而且又多年从事国际化业务，放弃留学梦想总有些不甘心。为了出国学习，我开始打工攒钱，除了本职工作，我在报社做兼职编辑、帮出版社做英文词典校对、在英语培训机构做商务英语老师。
那段时间很累，不过，我这个没有背景、没有家产、没有名气的三无人员，想做点喜欢的事，只能如此，可能一生都要如此，但我不在乎，这是我的命运，我接受。
2002年10月申请英国大学（那时美国签证率太低，没敢申请美国大学），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航线停飞、签证处关闭的时候，我收到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MBA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痛心疾首，奋斗了这么长时间，竟然要输给不可抗力！
又过了两个月，当自我疗愈取得进展、准备第二年继续申请留学的时候，疫情奇迹般地好转了，我被过山车式的无常涮了个够，该轮到我掌握主动权了。
来到格拉斯哥，我才知道，即便是在英国，英语的种类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的英语都各具特色，即便是在英语“最标准”的英格兰，也能感受到曼彻斯特英语、利物浦英语、纽卡斯尔英语、谢菲尔德英语的厉害！更不要说，校园里超过一半海外老师、同学那令人难以接受的希腊英语、意大利英语、德国英语、马来西亚英语、日本英语，当然，还有咱们独树一帜的“中国英语”。
在MBA班里，我因为英语好而被选作班长（course representative），而我的主要工作竟然是负责亚洲地区同学与教师团队之间的沟通，其中的焦点是拖延交作业的时间。
中国同学的英语问题非常严重，雅思7.0分听不懂课、不会写作业（小论文天）的情况比比皆是，至于MBA课上要求的小组讨论、PPT演示等，也很难顺利完成。
其实，中国学生在应试教育环境中丧失的英语沟通能力，很难在短短的一两年内解决。人们指责近年来中国留学生质量下降是有根据的，不过，大家可能忘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是公派出国学习的，他们是经过层层选拔的精英人士，而当前的中国出国留学市场早已从精英化转为大众化了。
我的留学见闻大多记录在2016年作家出版社为我出版的《到英国去》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