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家长陷在人生规划迷雾中

黑压压的听众席中搅起一阵骚动,无数双手臂将手机举过头顶。

“第一排穿紫色衣服的家长,你的头挡住PPT了!”一位家长喊道。一位穿军绿色羽绒服的高个儿家长干脆站了起来,瞬时,一阵衣服与椅子的摩擦声响起,后排的家长们也都站起来拍照。

半人高的显示屏上,展示着一张高中选科组合表。家长们举着手机,奋力捕捉眼前那张由红、黄、蓝、绿四种色块填满的表格。

北京海淀区,一个周六的下午,100余名家长穿着厚实的冬衣挤在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会议室里。将他们聚在一起的,是一场名为“高一生涯规划”的讲座。

记笔记、拍PPT、适当在主讲人特意留下的停顿中齐声回答,满屋子的家长好似回到了学生时代。

“从大学专业洞悉未来发展,以生涯规划知晓当下抉择。”印在讲座电子海报上的这两行字,从方法到结果,从当下到未来,清晰明了。

但当讲座结束,家长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流,困惑依旧缠绕在他们的心头和眉间。生涯规划,这是一道难解的题,困住截然不同的两代人。

人生迷雾

齐先生到晚了。

这位北京某医院的心内科医生难得排到周六休息的班次,他戴着口罩、穿着灰绿色羽绒服、挎着黑色尼龙包蜷在会议室最后一排靠墙的塑料凳上。

讲座在下午两点开始,带靠背的黑色椅子紧挨着放了七排。他晚来两分钟,场上已经座无虚席,迟到的家长只能拖着简易塑料凳加座。会议室本来就不大,纸白色的吊顶压低了层高,让空间更显拥挤。一位拎着爱马仕皮包、穿着高奢品牌服饰的女性家长到得更晚些,只能抱着大衣站在门侧。

爆满是常态。据负责讲座签到的工作人员介绍,现场基本都是高一、高二学生的家长。在这一阶段了解大学各专业录取条件和就业前景已经成为家长的“必修课程”。

这是齐先生第二次听该机构的生涯规划主题讲座,第一次是在孩子就读的学校。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越来越多高中学校根据政策要求和实践需要,面向学生和家长举办生涯规划讲座。

2020年,北京市全面实行新高考改革,“3+3”新高考选科模式打破了原有文理分科的二选一套餐,除了必选的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外,学生可以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科目中选择3门,有了更多自由选择权。

自由选择,是有代价的。与之相伴,是更复杂、多元的“玩法”——学生的学科兴趣和优势、学校的师资分析、不同选科模式面临的竞争格局、高校的专业要求、不同专业的就业前景等要素都要纳入考量。提前了解游戏规则成为政府相关部门、教育机构和学生及家长的共识。

相比于学生,家长总是更认真、积极的听众。就像这场讲座,一眼望去,只能看到唯一一张稚嫩的高中生面孔。他坐得直直的,安静地听着主讲人说话。家长们则热闹很多,他们回应主讲人设计好的互动环节和笑点,时不时用手机录一段视频。有的家长甚至左手举着手机拍摄,右手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

受限于空间,齐先生将羽绒服绑在腰间,双脚踩着塑料凳的底部挡板,笔记本得以平摊在双腿上。他认真记录高一高二学生可以在认知、学习、竞赛等层面提高的要点。这一刻,医生的字迹,整齐漂亮。

“我始终不明白到底该怎么帮女儿做规划。”齐先生熟悉人类心脏的构造,却对孩子内心世界知之甚少。起初,他的女儿喜欢韩国演艺组合,想去韩国做练习生。这几个中文汉字组合在一起,对齐先生而言宛如另一种语言。过段时间,孩子又说未来想从事新闻工作,结果她自己很快又被张雪峰的言论劝退。

“谁又知道她明天会喜欢什么?”齐先生苦笑道,“再加上我对其他行业了解也不够。”两个未知数让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可是没办法,女儿每天的时间只够完成学业上的任务,探索两团迷雾的任务,更多地落在家长身上。

两代人的路

以前哪里需要考虑这么多呢?被生涯规划搞得满脸愁容的家长,总会提起自己当年的求学时光。

巨大的矛盾由此反复撕扯着他们。

过去的人生选择极其简单,简单到有些粗暴。离开大学校园近30年的许岚仍记得,从高中到大学,她只需要听话就可以。一条清晰的、为社会共同接受的人生规划摆在面前:高中时好好写作业、好好考试,拿到高考成绩后,家长对着分数选学校、选专业,“一步对一个格,一步对一个格”,一切按部就班。

只是进入大学后,许岚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不感兴趣的专业让她学得很吃力,别人口中充满乐趣的大学时光,许岚觉得比高三还要痛苦。于是在30多岁迎来自己的孩子时,她决定要让他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那一切不必与分数有关。

许岚设想,如果自己的孩子喜欢画画,那就去学画画,以后做个艺术家,哪怕饿着肚子,内心仍会有令人安宁的力量。

这一信念在儿子第一次升学考试时就出现了裂缝。从未在幼儿园卷过背唐诗、写数字等技能的孩子,在考场上第一次写自己的名字时,就引来了老师的特别关注。许岚不用看也知道,儿子在考试前一天才知道自己名字怎么写,试卷上的字,肯定像一团鬼画符。

“他小学过得很痛苦。”许岚开始怀疑自己的坚持。她不希望孩子走成绩至上的老路,国家政策也强调素质教育,但竞争无处不在。她从孩子那儿得知,尽管学校不再公布成绩排名,但每个人内心其实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因为发试卷的顺序或改错的顺序,是按照分数来的。

小升初、中考后的普职分流,也是按照分数来的。儿子经历的每一次考试,每一次升学,都在为她的信念增加一道裂痕。许岚脑海里的设想,突然换了一个版本:当儿子饿着肚子画画时,他的内心究竟会产生令人安宁的力量,还是会怨恨他的母亲,没有让他走自己走过的老路?

那条被自己全盘否定的老路,放在竞争激烈的当下,甚至还冒着幸运的金光——一个平台自动承接着另一个平台,大学毕业后就能找到对应的工作,相应的工作提供了相应的生活水平。

“理念上,我知道,我们应该让孩子多去尝试,但现实是,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让他去尝试,我必须揪着他,先解决500多天后高考这件事。”在孩子小升初后,许岚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全身心投入到孩子教育上。她不能再放任孩子生活在由自己和学校编织的象牙塔之中。

“这是一个较为广谱的社会现象。”在职业规划领域从业22年的向阳生涯创始人洪向阳发现,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在理念上比较能接受多元发展的观点,但实践中,他们仍面临着固有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即这个社会,本质上还是学历社会。

洪向阳介绍,近几年不断出台的一些职业教育政策尝试平衡这一现状,如开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让走职业教育路线的学生也拥有相应的高学历。只是现实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矛盾点是,选择走职业教育这条线的人,基本都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这导致家长不想卷,但他们仍要尽其所能地帮助孩子提高成绩,让他们上更好的学校。

“我的信念解体了”

“我的儿子是学渣,但是我依然相信,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国之栋梁。”

2023年11月,一位学渣爸爸因为在儿子家长会上的发言火了。高毅朝回看自己走红的那段“学渣论”视频,还是会感慨,作为一位职业经理人,一般每天都穿西装,发言都能讲三点,怎么那天参加儿子家长会时穿得那么休闲、讲话还只讲了两点。

“我可能戳中了大部分家长的一个痛点,就是他们一直在为孩子的成绩焦虑。”高毅朝说,“家长会上,不论孩子成绩好坏,家长的焦虑程度可能差不多。”

高毅朝也曾深深陷入对孩子学习成绩的焦虑中。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出现在儿子上小学四年级时,其中一门考试,他只拿了50多分。高毅朝得知后,呆坐在办公室椅子上整整两个小时。

“小学怎么能出现这个学习成绩?以后怎么办?!”在高毅朝的期待中,他和妻子都算得上成绩不错。这两个大学生对儿子的期待,是以冲击北大这样的顶级名校为目标的。为了更好地与儿子沟通,帮助他提高学习成绩,高毅朝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心理咨询相关的知识,拿下了心理咨询师证书。

到初二,儿子的学习成绩没有很大提高,高毅朝却因为学习心理咨询的知识,做好了自己的思想工作。

“我能向自己说清楚,我能让自己接受。如果学得通,那就继续走考大学这条路。如果学不通,那就去上职业学校,360行,行行出状元,我都能接受。”高毅朝后来想明白了,那天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是因为他自己的北大梦碎了,而这个梦不是儿子的。

许岚其实也清楚,每一次因为儿子的学习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中,更多是因为自己的焦虑。她无时无刻不处于矛盾的撕扯之中——她质疑过这一切运行的逻辑,比如成绩是否重要、努力是否就会有回报、职业是否存在高低好坏,她得出所有否定的答案,但又成为肯定的践行者。

不是因为虚伪,而是因为贪心。许岚不确定脑海里那饿着肚子画画的儿子是快乐还是难过,她更不敢乐观地想象醉心艺术的儿子还能拥有富足的生活,于是她走到自己的反面,让他走那条看起来更为稳妥的老路。

“我的信念解体了。”许岚脑海中,经验与理念的撕扯,分分秒秒都在发生。

“您知道座头鲸吗?为了产崽,座头鲸妈妈会穿越5000公里,前往温暖的海域。孩子出生后,为了觅食,她会带着以自己乳汁为食的幼崽再次穿越5000公里。如果游得太快,孩子会跟不上,但如果游得太慢,数月未进食的妈妈可能会饿死。在孩子和自己之间,她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许岚睁大眼睛问道,“她最后怎么找到了那个平衡?

(责任编辑:卢其龙 CU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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