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辞职前,徐文哲先后在公安局、检察院工作了10年,为了“自由自在地生活”,他选择辞掉反贪局副局长的公职。拿到辞职批复的当天,徐文哲第一次去了酒吧,那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方”。
辞职后,徐文哲在私人企业工作了八年,干过法务,做过监察经理,从“从来不求人,变成天天求人办事”,一个月适应了身份和角色的转换,他说,“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能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
当一些公务员在体制内工作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后,选择辞职下海到社会上“闯荡”,在考公热的当下,他们逆势而为,在生活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徐文哲身边有很多从公检法辞职的朋友,他组建了一个数百人的辞职群,不时有人在群里说,“后悔出来晚了”,也有人说,“现在辞职都是大神”“胆肥了点”。
徐文哲说,一些人辞掉公职出来后生活并不顺利,甚至患上抑郁症。他和这些人聊天,发现一些人没有做好准备就辞掉公职,“他们在体制内接触外面的岗位较少”。
但也有人辞去公职后“混得风生水起”。在他看来,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考进体制内并非上岸享福,体制外也没有遍地黄金。”
体制内和体制外似乎总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孙伟在公安部门工作10年后辞职,成为一名互联网企业员工,身份和角色的转换起初让他不太适应。在一家体量庞大的公司里,他感觉自己更像是一颗“螺丝钉”。曾一心想成为公务员的山敏,从原来的书记员、法官助理,转为律师,发现没有了可见的职业天花板,只有自己的瓶颈。原是公安经侦人员的聂鑫,现为企业监察审计,辞职后,他仍然怀念以前的工作,但他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财富和与孩子相伴的时间,他说,“我没有后悔过。”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孙伟,36岁,原刑侦副队长,辞职后于企业合规部门任职,现为律师
离开围城
2012年,我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法制专业毕业后,因为从小就有警察梦,所以就报考了我们当地的公务员公安法制岗,那个职务当时只招一个人,报名的人有60多个,竞争挺激烈的。最后我被录用了。
考上公务员后,我是先在看守所工作,接着到刑警队,后来去了经侦。在经侦办过一些大要案之后,我又回到刑侦。在公安工作这十年里,最苦最累的办案岗位我都待过,也积累了一些办案经验。
有一个传销案件,算是我从警生涯中办的比较大的案件,是我们蚌埠当地一家非常大的企业,它声称自己在美国上市了,就向不特定的公众售卖股票,又建立了一个传销层级结构。我们后来查获它大概有100多层,在全国有几万会员,涉案金额十亿左右。
后来在刑侦,我主要负责一些暴力犯罪或者盗窃类的小案件,这种案件让我失去了当初在经侦的感觉。这也是我选择辞职的原因之一,工作辛苦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这一路走来,我突然间有种厌倦感,工作的成就感和价值感慢慢缺失。
在体制内,我嫉恶如仇的性格躺不平。每次看到被害人无助的眼光,受不了,第一反应是一定要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这种信念特别强烈。我当时快辞职的时候,有一个被害人是遭遇合同诈骗,我跟他聊完之后,说你这是属于经侦办的案件,我会把材料交到经侦部门。虽然这个案子不归我管,但我一直在帮他推进,最后这个案件立案之后,把受害者的钱追了回来。没想到他给我送了面锦旗。
不过,有时我觉得心累,感觉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经济上和职务上都是。我认为我应该有更高的平台,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但上升看的是综合实力,不仅仅是工作能力强就行。
我考虑到个人的发展,因为已经工作了十年,天花板就在那里,我能感觉到。有时候,我看到那些年龄比较大的同事,就在想,再过二十年,我也和他们一样。总是有点不甘心,就想换一种生活,换一种人生。
既然已经体验了公安的所有的感受,现在觉得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宽度拓展一下。人生就是一种体验,再从事一个工作的话,我感觉又活了一辈子。
还有一个原因是考虑到家庭。说实话,这份工作收入太低,在我们这个三四线城市,还完房贷后,工资所剩无几。我的工作一年有半年时间都在外跑,经常周一或者周日背着包就出去了,一个星期后回家,待两天背着包又走了。但我的收入又不能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大改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能为了追求个人的价值,让家人也跟着受苦。
思前想后,2022年6月份,我决定辞职,那时我35岁。其实在体制内,尤其在公安部门,离开体制的人不多,一年可能只有一个,甚至几年才一个。我当时提辞职,领导都诧异,说你确定吗?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可以跟我们反映,组织帮你解决,或者说心里面有什么不舒服,也可以跟我们交流。我说没有,只是想体验另外一种人生。
我父母说,你都这么大了,我们的人生经验已经不足以给你建议,只要你老婆不反对,我们都支持你。我老婆也很理解我,她一辈子都困在那个小地方,觉得我应该到外面走一走。
但我岳父岳母很反对,他们觉得企业不稳定,担心我万一被裁员了怎么办?我说我不留恋体制内的光环,出来之后,保底收入不低于体制内,我就放心了。所谓的稳定,只有稳定的低收入,如果我在不稳定中越来越好,我宁可要这种不稳定。
我知道现在公考很热,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围城,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
不过,我对公安这份工作有很深的感情,曾经的警服我现在还保留着,也是对工作的一种纪念,但我现在不能再穿了,一直在衣柜里放着。我跟我老婆说,无论放成什么样子,不能给我扔掉。虽然现在出来了,我时常做梦还在抓人,或者审讯。
另一扇窗
辞职的时候,我已经拿到了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offer,当时我利用休息时间参加面试,一共经历了五轮面试,最长一次面试了两个小时。去之前,我也算了一笔账,在这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几年的收入,已经相当于我在公安部门工作二十年的工资。这不就等于自己的人生省下来十几年?
另外,我辞职出来是有信心和底气的。这个社会上再辛苦的工作,还能有公安工作辛苦吗?像我以前经常熬夜抓捕、审讯,常常一干就是几天,我到社会上应该有足够的适应能力。无论社会环境怎么变化,踏实工作的人总有立足之地的,如果我辛辛苦苦工作,都不能解决温饱问题,那一定不是个人的问题,是社会运行出现问题了。
拿到辞去公职批复的那天,我没有很开心,也没有很伤心。对工作有留恋不舍,也有些遗憾,觉得自己壮志未酬。但我将要换到另一条人生赛道,对未来又充满希望和期待。
辞职时我是刑警队的副队长,我在体制内的时候,是兢兢业业工作的人,我不会去考虑这份权力给我带来什么。我想无论做人还是做事,不是因为你工作的平台和身份,而是因为大家对你这个人的认可。关于社会地位,我认为是虚的东西。
在之前的工作中,我不会带着甲方的心态和别人交往,或者体验支配的快感,心态平和。所以我辞职出来之后,原来职业平台和光环没有了,我仍然可以适应这个社会,出来之后才不会有失落感。
我到企业之后,后悔没有早点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有一波红利。我在去年那个时候出来,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时机,但是我想了一下,不能再等了。
出来后,我先是在公司做反舞弊工作。我们廉政合规部有三个人,主要是针对内部员工的舞弊行为,比如贪污、非公受贿、挪用资金、职务侵占这类案件,我们会进行初查,如果发现涉嫌犯罪,我们会对接移交到公安机关。
企业的员工如果涉嫌犯罪,他一定是在业务线上深耕多年的人,发现业务的漏洞后谋取私利。跟这种人去打交道的时候,如果你不懂相关业务,就可能查不到证据。
我用在公安的工作经历做比较。在刑侦工作的时候,我不会考虑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是在哪个企业,刑侦工作是一些暴力犯罪案件,但是经侦的时候,如果一个金融领域的人涉嫌犯罪,我们要了解金融知识,也是为了把嫌疑人拿下。而到企业的廉政和监察之后,把人处理掉只是第一步,之后还要对业务进行风险的复盘和整改。
做反舞弊要跟公安打交道,当我去公安部门报案或和他们交往的时候,特别理解当初老百姓到公权力部门办事的难度。身份一变,大家不会考虑你当初是体制内的人,对你有特殊照顾,你只是一个普通群众。那时我发现很多人那种对权力的傲慢、支配的欲望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次我去一个派出所报案,工作人员说我们的证据有各种问题,不构成犯罪,推三阻四。这也没什么,但是他的冷漠和硬推,让我很生气。按照法律规定,他首先要受理,受理之后再审查,他直接跳过去说这个东西不合格,不接受。当我作为被害人角色的时候,那种维权无门的感觉,体会才更深刻,而在体制内的时候可能意识不到。
不过我也理解他们的做法,他们工作确实也忙,要求所有人像自己一样思考不太可能。我后来也调整了自己的心态,这对我来说也不是最大的挑战。
和在公安工作时不一样,当时和企业打交道,我是局外人的立场。后来作为企业员工,我去调查公司内部案件,会深度介入到公司的业务当中,包括它的业务流程和业务逻辑,才能发现问题。这让我在工作前期有些不适应。
还有些不适应的是跟主管的相处。在体制内时,我是很强硬的,跟领导相处时,我也从来不会说因为这个人职务高,就可以对我怎么样,我认为首先我们要依法办事,如果我认为领导做的事情不对,我也会把自己观点表达出来。
到了企业,尤其是大厂,让我感觉到服从意识比在体制内还强,在一个体量已经很庞大的公司里,每个人就是一颗螺丝钉。我的工作是随时可以被替代的,很多时候我的思考和观点似乎没那么重要。
我和主管级别一样,他年龄比我小,这我能接受。当我们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主管也挺强势,我有些想法反复和他沟通之后没有效果。后来我想这可能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天然的矛盾。他为了体现自己作为管理者的一些权威或专业度,会认为你做的事情不如他专业,你只要服从就可以了。那种感觉让我不太舒服。
在体制内,我的上升空间是看不到的,到企业之后我仍然有这种感觉。员工在工作中体现自己价值的时候越来越少,你想再有什么创新,或者对业务有更大的贡献,基本不可能。我刚进企业时,要不停地学习各种业务,今天把这个业务线全部学一遍,但下一个案件来了,还要继续学,这种学习对我来说性价比不高,假如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企业,它未必在另外一家企业用得上。
我自己在体制内棱角没有被磨平,担心在这里反而被磨平,激情也磨没了,不到一年,就辞了这份工作。
不过这份工作也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我对企业的组织架构也更加了解,对我现在做律师和企业打交道也有帮助。
这之后,我又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律所。做律师之后,我有一种感受是,身心自由,能把自己的创造性发挥出来。原来会觉得很多事情要受到约束,现在是自己拿主意,自己做决定。其实我现在还在实习律师阶段,但是因为我在公安的工作经历,几个合伙人还是给了我很好的待遇。
我选择来上海发展,不想利用原来的关系和资源。现在,我也谈不上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只想让家人过得好一点。
山敏,32岁,原书记员、法官助理,现为律师
“像个机器”
2009年我进入大学时,学的就是法学。当时法学不是热门专业,在英语跟法学之间纠结后,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觉得法学之后考公务员的岗位比较多,而且学法学,很酷。
还没进入大学,我就计划考公务员了。我是农村孩子,觉得公务员是铁饭碗,工作稳定,而且穿上一身制服,很酷。我有个表哥是刑警,受他影响,我觉得体制内的工作好像挺好的。大概在我19、20岁时,去过他的派出所,当时很懵懂,看他穿那身制服很帅,他那时只是坐在那里办公而已。后来我也有想过做一名警察,但身高不够,所以不行。
大学四年,除了考公务员外,我心无旁骛。主要是不知道自己学这个专业出来能做什么,临近毕业季的时候,我也没有和同学们讨论过就业问题,是不是有点奇葩?也不知道大家后来都选择了什么工作。我在大学期间选择做我们班团支书,可以第一个入党,入党也是为了做公务员,可以说我在一步一步地计划和实现这件事。
2013年毕业后,我到县法院当书记员,小时候一直生活在乡里,从这份工作起,我就一直离家了。工作日常是写材料、打电话联系当事人、协助调解、做开庭记录等基础工作。
但即便是书记员,当时考试报录比很夸张,几百个人竞争,最后只收录五六个,那时候就业形势已经很严峻了。
书记员的工作没有编制,我就继续考,那些年陆陆续续考了很多次公务员,国考、县城里面的国税局都考了。2015年,我备考了半年,一次就考上了昆明的区法院的法官助理,当时两百多人竞争六七个岗位。
我想着可能到了一个大的地方,可以更好地见见世面。那时已经司法改革,实行的是法官员额制,必须要入额以后,才能坐到审判岗位上去敲锤,没有入额的话就只能做助理,所以就是一个法官带着一个助理和一个书记员。
日常工作,法官负责审案子,我负责看卷宗,阅卷、写判决,还有通知的工作。但基层法院案件太多了,我在进行流水线工作。
法院系统分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等等,刑庭又分刑一庭和刑二庭,刑一庭是我所在的、办理普通刑事案件的审判庭,刑二庭是办理未成年人犯罪、职务犯罪案件的审判庭。刑事案件改判的几率非常非常小,一个刑事案子,先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院负责审查起诉,过了这两道手来到法院这边,由我们进行审判,写判决、下判。其实到我们这一环,定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我只负责走个程序,敲个锤,看一下没有太大问题就下判,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个机器。
当时那个年代,律师介入的案件很少,首先是请律师不多,另外法律援助也没有完全普及。法律规定的那几种法律援助情况,例如未成年、聋哑人、外国人犯罪等等,这些情况在基层法院并不多。
如果有律师介入的话,我们会更用心去看这个卷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律师提出来那些问题它到底存不存在?因为律师提出问题来我们得去反驳。但大多数情况是没有律师介入的,相当于是检察院怎么送过来的,我们就怎么判。
很快,司法改革之后就合并成一个刑事审判庭了,由5名法官组成,所有的案子大家都轮着办,但仍然很少有律师介入的案子。再之后有了法律援助全覆盖的政策,不单单是未成年、聋哑人等弱势群体有律师,律师全覆盖的情况下,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值班律师在看守所。因为认罪认罚这个程序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即被告人愿意认罪认罚,就会在值班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一个认罪认罚具结书。这个程序出来以后,就感觉我的工作更像是走过场了,基本上都按照认罪认罚来。基层法院的疑难案件并不多,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可能只有一些职务犯罪会更重视一些。
我也没有那么高尚的初心,当初选择学法律、进法院首要想的还是自己,其次才是想着追求法律公平公正。后面我发现,现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也知道有些事情是身不由己,后面法官负责终身制出来后可能还好一点,总之让自己真正去思考的案子很少。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感受,我选择了在2020年离职。
“多劳多得”
虽然当时正值疫情,但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想着出去了,挺自由的。在体制内朝九晚五上班,不能迟到,不能早退,当律师之后可以自由安排时间。
我身边辞职的人也挺多,包括我当时在的法院,领导岗也有人辞职。有个辞职出去的同事自己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听说我要辞职,就邀我去他的律所工作,我后来没有去,去了另外一家从检察院辞职出来的老师的律所。
在体制内做事情,不会觉得那是自己的事,无论做多少案子,做多少工作,拿的依然是那点工资。但当律师之后,我是多劳多得,会觉得这些案子都是我自己的事情,说白了,这是我的饭碗,当事人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我老公是警察,辞职这件事他挺支持我,觉得没事,我要出去就出去,他有稳定的工作,应该也饿不死。他的支持给我很大动力,不然一般结了婚又有孩子的,职业突然变动,很不稳定,另一半不会太支持。其他家人也觉得还好。
辞职时我儿子两三岁,同事劝我先别走,说等我再生完二胎再辞。他们的想法能理解,现在生孩子意味着我的事业会受到影响,但在体制里,休产假5个半月,正常发工资,怀孕了也不会受人歧视。然而做律师不一样,很多客户会嫌弃怀孕的律师,而且不工作就没有收入,所以怀孕的压力是挺大的。但我也不后悔,对我们来说二胎不是非生不可。
辞职出来的时候,我倒没有大出一口气的感觉,现在回想那个时刻,会想到汪峰的歌词:“这是飞一样的感觉。”但我已经不记得当初自己是怎么想的了,应该还是焦虑的,没有固定工作后,只有靠自己了。
我认为从法院辞职出来的人做律师是有一定优势的,比如我在法院办过那么多种类型的案子,在案子堂陈的时候我是有优势的,其次当事人也会觉得我从体制内出来,更有经验,所以我在要价上也更有优势。
现在,我身边的同事很多都是公检法辞职出来的,他们出来的原因大同小异,特别是公安,基层民警累死累活,工资就那点。我的想法是出去以后,一切皆有可能。
律师这个行业真的很现实,你的收入高了才有话语权。创收更高的人,大家看你就像看领导一样,不像在体制内按照厅、处、科这样划分级别。即便是同一个律所的律师,你的创收比我高,你就会高我一级。特别是我现在的律所,年中和年终都有总结会,会议上会念每一个律师的创收,几百个律师,创收低于10万的不念,从10万开始,从高往下念,那种感觉就像老师在讲台上念每个同学的成绩一样。
他们标榜的是,这种行为能够鞭策你,你会想方设法地去找案源,但这又不像学习一样可以积极主动,没案子的时候就是没案子。我确实会被刺激到,因为不想自己太丢人。
律师要自己去找案子做,这对人脉的要求很高。认识越多人,接到案子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案源公司,我也会经常接到电话:“喂,山律师,我是××公司的,咱们有没有这种案源的合作需求?”你交费用给他,他给你案子,但是成案率非常小。
我辞职出来当律师之后,有时(仍)感觉很无力。
我手上的一个刑事案件,当事人取保候审在外,他一审上诉了以后,二审才找到了我们,我当时去找法官沟通,因为刑事二审需要满足法律规定的几个条件才会开庭审理,另一种可能就是只书面审理。我当时问法官,他说会是书面审,我请他即便是书面审也告知我一下,什么时候组成合议庭来评议案件。周五他答应了我,过了一个周末,到了周二的时候,我打电话过去递交当事人立功的线索,他说已经评议完了,结案了。
那几分钟,我头是晕的,如果能被确定为立功的话,我递交上去的材料会影响他的量刑,但法官就只有一句话,“没办法,我已经结案了”。那几分钟我作为律师,感觉特别无奈。那个立功线索是公安机关配合我整理出来的,被告人检举了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已经被立案侦查了,他确实能够构成一般的立功了。
这是让我感受最深刻的事情,不止这一个案子。之前的案子,我在基层法院的时候就已经介入了,虽然最后没有改变什么结果,但是最起码法官愿意听你说话,愿意沟通。
我最近在跑一个偷越国家边境的案子,出差在外,去很偏远的看守所,周围没有吃饭的地方,就吃泡面。每天高铁站和看守所两点一线地来回跑,必须保证一天内能跑完。有时候出差,自己开车从云南昆明到四川,要开一天,早上五六点出门,到晚上10点多回家。我是不怕辛苦和劳累的,在我们这个行业,要想挣钱多,必须得辛苦。
山敏做律师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