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学会跟自己和解。上大学时，王梅整天想，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当职业白领，月入过万，就像励志故事中的主角那样。可真到工作的时候她才发现，客观条件决定了自己的平凡。平凡的学历，没有可加持的技能，做着重复简单的事情却经常会犯简单的错……
她的工资很低，只够自己用。助学贷款还是靠着母亲打工攒的钱断断续续还的，自己没能帮过家里。“混得好，对父母好一点，多照顾一点；混得不好，不给父母添堵，不给父母增加负担。”她接受了自己的平凡。
每年临近毕业时，艾苓会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大学毕业，无论怎样，都要找一份工作，不要指望别人养你，贫困生更是一群无法‘躺平’的人。”
迈入社会，一位“90后”毕业生于翔形容自己就像一只“斗志昂扬的刺猬”，时刻要求自己做得比别人好。他没有安全感，不敢松懈，努力让自己不可替代。他的“富二代”同学可能不需要担心父母的身体，不需要担心住房，更不用担心下一代的教育经费。而这些问题，他都必须面对。
“改变阶层，因教育而在阶层间纵向移动，是需要几代人完成的事。一代人能在本阶层做到上层就不错了。”于翔安慰自己。
这些孩子的人生轨迹被艾苓概括为“摸爬式努力”——他们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背负着改变贫穷的义务和宿命。大学毕业，并没有让他们鲤跃龙门，立马完成阶层跃迁。没有人脉资源，没有名校光环，银行卡里余额不多。他们只能在一路泥泞中摸爬滚打，一点一滴地积累、攀爬，没有奇迹。几年或十几年后，他们终于带着一身泥浆爬出来，过上有别于父辈的更高质量的生活，反哺家庭，甚至反哺社会。
“他们当中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但每个人都很了不起。”艾苓说道。回到教育能否改变命运的命题，她觉得，绥化学院的寒门学子已经给出了答案——教育一直是改变个人命运、家庭命运甚至民族命运的最好“投资”。
绥化学院。受访者供图
（注：文中王梅、戴军、石景、刘娟、林博、于翔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