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甘肃等第四批新高考改革地区正式启动，采用的方案基本上与第三批保持一致，即“3+1+2”模式。考生仍需在物理与历史两科中限选一门，然后才能在其余4科中选择2科作为选考科目。
这是新高考改革沉寂2年后的再次启动。
针对“3+1+2”方案化学选考人数再次下降的新情况，此次并未作出进一步的选科方案调整。
没有调整，并不代表着忽视了这一问题，而是采取了其他策略，以不变应万变。
7月，教育部正式印发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和2017年底试行的《指引》相比，这个《指引》对考生的选考科目作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
两个方案对比，新指引明显加强了对物理和化学科目的选择要求。有两点比较突出：首先，对报考经济、金融、管理类的一些专业增加选考物理的要求，包括医学专业，过去中医可以不选物理，现在要求选考物理；第二，对于大多数理工科专业，要求选考化学。比如过去计算机可以不选化学，现在必选化学。也就是说，虽然方案仍是“3+1+2”，但因为加强学科专业上选考限制，有人评价说，对于理工科专业，实际上变成了“3+2+1”。
当然，对于政治的选考要求也有所加强。
很明显，第四批高考改革从现实人才培养的需求出发，对学生的选科作出了实际上更为严格的限制。这一调整显然不仅仅是针对第四批高考改革省份，而是今后所有地区和考生，所有的改革方案和模式都适用，以不变应万变。
这一做法不仅是明智的，也是极其重要的。
2014年，新高考改革正式启动，强调了学生的选择权：除“语数外”之外，考生可自由地在“史地政物化生”6门学科中自选3门作为选考科目（浙江多一门信息技术，故为“7选3”），计入高考录取分数。我们俗称为“3+3方案”。
2017年，新高考第一次在浙江、上海落地。高考改革政策本来希望孩子能选择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科目，但多数孩子选择的是自己最能拿高分的科目，从而出现了严重的功利性选科现象。因为不分文理，分数最大化，但物理因其投入产出低，学习难度相对较高，被大量考生弃考。这就是震动业界的物理选考人数下降问题。
物理学科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是6门备选中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替代的，物理选考人数下降也为高校理工科人才的培养带来了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遏制功利选科，教育部根据相关学科人才培养需求，及时公布《指引（试行）》版的同时，2018年第三批8省启动改革时（正式公开宣布已经是2019年），将“3+3”方案调整为“3+1+2”，把物理与历史列为限选科目，即首先需要在物理与历史两科中二选一，然后才能在后四门中自选两门。
这一方案保护物理的目的非常明显。对考生的选择权作出了进一步的限制。
这一方案在对考生的选择权作出必要限制的同时，对高考改革的资源成本是一次有效的降低，即学科选择组合从理论上的20种降至12种，为顺利推动高考提供了现实的便利。
但这一方案，并没有从根本性上解决功利选科的问题。在采用这一方案之初，就有很多人担心，保护了物理，难度位居第二的化学就可能成为学生再次弃选的科目，功利算计的目标。
新方案公布不久，江苏就曝出化学选考人数大幅下降，重演浙江物理选考人数显著失衡的一幕。网络传闻，第一年江苏考生化学选考人数占比仅有14%。这一数字并未得到江苏相关方面的确认，但日前江苏相关部门公开谈到了化学选考人数比例过低的问题，并呼吁家长和考生不要功利选科。
第四批新高考改革启动，并没有把化学列入限选之列，但却扎紧和提高了高校这一端门槛的设置，这就是同步出台的最新版《指导目录》。
在高校92个专业大类中，有7成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物理基础，6成涉及化学。因此，在新的指导目录中，对于大量的理工科专业根据培养要求，选科科目上做了更为严格的限制，物理和化学往往不再是任选其一，而是都需要选考。这就意味着无论是“3+3”模式，还是“3+1+2”的改革模式，如果想学理工科专业，物理、化学是必要的选项。
这一措施是给功利性选科的有力一击，同时也是不得不采取的强力措施，对学生选科作出进一步限制。
因为不单是物理、化学选考人数下降，而是偏理科生整体减少的问题，不考就不学，功利性选科与学习，给一些高校的人才培养造成了明显的隐患。
福建某高校曾对浙江新旧高考考生做了对比分析。因为培养的需要，在该校的一些专业培养上，无论选科结构如何，普通化学都是必修课。2015/2016年老高考时期，来自浙江的考生普通化学平均分为81分左右，但到了2017年新高考第一年，浙江的新生平均分则只有61分，直线下降20分。老高考时期，浙江考生几乎全部及格，但2017级浙江新高考入学的考生不及格率则大幅飙升40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就在于这部分考生在高考中选考了生物就可以报考该校相关专业，没有选考化学，事实上也基本放弃了中学化学学科的学习，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
出现这种现象的，不止一所高校。许多高校对同一专业的同学，不得不搞“分层教学”，一些学校甚至不得不安排补学中学的课程。
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在功利环境下，只要和高考无关，不选考的科目，学生基本就放弃了该学科的认真学习，只要糊弄好合格考即可。而一些中学，也在积极配合学生的应付与糊弄。这与过去高中会考制度形同虚设的状况如出一辙。
有专家曾和我争论说，无论是否作为选考科目，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都是需要学习该科并达到合格水平，才能正常参加高考的。理论与制度设计上的确如此，但现实却是另一番光景。虽然一些省市甚至明确规定合格考通过率98%，但实际上，谁敢不让一个学习了三年的孩子参加高考？
这次《指引》的调整，就是扎紧高校选考的篱笆，应该说是想从根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功利选科”的压力也因此全部转移到高校身上了，高校能否落实到位，这本身也存在着不小的挑战。
如果坚持物理、化学必须同时选择，就意味着录取分数会低一些。对学校社会声誉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学校的压力也很大。
今年高考录取中，很多严肃媒体不断曝出某著名师范院校录取分数直逼清华北大。这其实是不了解新高考制度下，各学校与专业录取分数高低无法做简单的比较，而是和选科要求相关。比如材料专业要求选考化学与要求同时选考物理和化学，其录取分数会截然不同。一旦要求同时选考物理、化学，则意味着分数线会非常低。一旦要求宽泛，则分数线会看起来比较高。
去年某新高考省份，在最后一次本科补录阶段，如果考生选考了物理等较难的组合，上一个本科则不足300分，但如果是选考了最容易的组合，录取线则高达500多分。后三门是赋分制，起评分就30分的情况下，一个不足300分的学生，理工科专业如何培养？高校也是左右为难。
从这个角度看，扎紧高校的篱笆还不够。要彻底系统地解决功利性选择带来的难题，需要基础教育与高校全面联动，包括对学生和家长的科普、宣贯。
我们也有必要在理念上，对学生的选择权进行全面系统的认识，或者说是检讨：绝不应该过度美化选择权，盲目放大学生个人的选择权，而忘记国家的需要与权利。
首先，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选择好学的，甚至是“好混”的，也是孩子的本性。在功利文化作祟下，面对不考就不学的现实，不宜过度强调学生的选择权，否则就必然会出现一些更复杂的问题，远比文理分科更严重的问题。所谓的“基础”，就是意味着必须都学，没有太大的选择，选择只是在基础之上的选择。如果不考则不学，动摇的是基础教育本身。
其次，面对一个15、16岁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也不能过度放大他们的兴趣爱好。不仅仅是处在一个多变的年龄，更主要的是学科之间是有区别的，尤其是在学习年龄阶段上不同，一旦错过，就无法弥补，比如物理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完全不同。在不选就不学或者不好好学的现实情况下，更需要谨慎。不加任何限制，放任选择，恰恰是不负责任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教育理论与理念上也不宜过度美化学生的选择权，需要深刻全面地认识到选择权这种理念背后的文化与制度区别。
西方教育理念上对学生选择权的崇尚，实际是和其意识形态相关的，绝不简单是一个教育理念的问题。美国的宪法，核心就是强调保障个人权力，私权，如何最大程度限制公权。在教育上，自然也是沿袭这一点，从人权角度，私权角度，甚至是不得不充分保障，不得不退让的，比如个人的兴趣爱好必然超越国家的需要。至今美国连戴口罩都统一不了意见就在于此。
但中国不同。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制度都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我们首先强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是集体、是大家，是国家的权利。疫情之初，1700万人口的武汉说静止就静止，说封城就封城，为全国疫情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的教育方针第一位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强调的是我们对国家的意义，是国家的权利，而不是个人。过度强调个人的选择，又将国家的需要与选择至于何地呢？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中国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高考改革强化学生的选择权，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但同时，我们也绝不因此对学生选择权绝对化、放大化、简单化，必须依据我们的国情文化，根据国家人才培养的需要，对学生的选择权作出必要的限制，以保障人才培养的需要，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