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就业要做些什么？
3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开展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提出2022年3~8月期间，各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院）长，主动走进园区、走进行业、走进企业，建立就业合作渠道，邀请一批用人单位到学校招聘人才，努力为毕业生挖掘更多岗位资源，提供更多优质和精准的就业信息。
曲玥认为，高校书记校长拜访企业，更可能缓解摩擦型失业，摩擦型失业的本质是供需错配，拜访企业更多起到沟通信息的作用，但其实高校层面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有高校负责就业工作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月底教育部方才出台要求校长走访企业的政策似乎有些晚，用人单位一般会在大四上半学期就定下招聘计划，当然也有一些用人单位，特别是国企，会在政策的鼓励下更多招聘，但教育部的用意还是在未来将这种拜访常态化。
刘林坦言，“一年中最多的时间都是在与合作单位打交道，走访的企业数量远不止100家，如果今后各个高校都积极与企业建立联系‘抢岗位’，反而给我也带来了压力。”
“拜访企业”的另一层用意，是督促高校的人才培养更针对性地对接企业需求。“我们实行专业主任负责制，每个专业要注重市场需求变化，不断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计。此外，比如我们要培养大数据人才，我们就会对北京地区的大数据企业进行锁定，主动对接，从专业培养方案设计，到聘用企业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当兼职教师，再到学生实习、就业以及科研，全方位对接”。
但是现实的压力在于短期内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而这就意味着缩小供需的“落差”。
刘林认为，首先便是扩招，扩招的目的不仅是延缓就业，也要为高端制造业与新型服务业的发展储备人才，“建议研究生扩招10万人，目前教育部决定的扩招规模已有五六万”；其次是采取更多针对性举措，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主要源自高职扩张，当年一些退伍军人、下岗工人、新型农民都成为扩招的生源，地方政府应该针对这部分群体开辟就业岗位，运用失业保险金、就业补助金等资金撬动部分岗位需求。
曲玥也认为，中短期仍可创造一些岗位需求。“以去年收缩明显的教培行业为例，‘双减’政策针对一些市场化的教培机构，但并不意味相关需求不合理，比如校园托管、辅导班等等，需要将‘双减’打压的需求更好地引导至公办教育体系内，而这些领域甚至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曲玥说，再比如公务员领域，疫情防控期间经常会发生社区工作人员紧缺的情况，其实高校毕业生的素质可以适应类似岗位，可以在社区工作周期性集中时，创造一些更具弹性、更灵活的就业岗位。“类似岗位可以作为一些短期‘蓄水池’使用，如一些外卖骑手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工作，可以参与疫情防控的基础性工作”。
2021年3月20日，山东科技大学春季校园双选会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吸引了7000余名大学生前来求职。大学生通过扫码了解招聘岗位信息。图/IC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注意到，近日，天津便面向高校毕业生，招录1916名社区工作者，视之为“促进我市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的一项重要举措”。
今年3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发布关于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的通知，提出全年募集不少于100万个就业见习岗位，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充足见习机会。而见习对象正是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24岁失业青年。见习期间，由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提供基本生活费、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承担对见习人员的指导管理费用。对吸纳见习的单位，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
在十部门的通知发布后，一些省份陆续对外发布今年募集见习岗位的计划：如贵州提出的目标是不少于1.5万个就业见习岗位；甘肃则计划全年募集超过1万个就业见习岗位，对于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50％以上的见习单位，见习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200元。
曾湘泉告诉记者，100万个就业见习岗位的目标已经不少，并且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带来考验。
“短期内能够使用的政策工具比较有限，一方面可通过扩大毕业生‘见习计划’规模，让其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另外一方面要容忍失业率暂时上升，估计伴随疫情防控好转，经济加快增长，矛盾会有所缓和。”曾湘泉建议，实施启动招生培养就业一条龙的就业信息反馈工程。在招生阶段就要打通信息共享渠道，要求试点高校对外招生时发布各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对于报考人数较少、就业率较低或匹配度差的专业，采取限期整改、合并或停办等措施，也就是强制压缩这些专业的招生规模，并将此纳入财政资金是否继续支持决策范围。
“长期来看，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需要在顶层构建终身的人力资本培养体系，也就是面对需求变化，让更多人有更新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机会和能力。”曲玥认为。
在学者看来，从根本上说，稳就业和稳增长密切相关。今年经济增速目标设定在5.5％左右，也是考虑到今年的就业压力，经济增速与创造就业岗位密切相关。刘元春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表示，现在GDP每新增一个百分点，带来的新增就业是180万左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此前在对两会进行解读时也强调，没有5.5％左右的增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会很难。
在谈到具体就业政策的选项时，王一鸣认为，根本的还是改善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企业预期。小型企业预期更多受疫情影响，而中型、大型企业，更多受舆论环境影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也谈到企业预期与扩大就业之间的关系，他表示，要对行业政策作出进一步的规范，使企业对未来有明确预期，从而进一步扩大就业。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明确表示，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才是应对就业问题的最有力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