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无形绳索牵住的90后
这些和学生相处的普通片段，极大地瓦解了我的偏见，也让我看到了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底色。
2018年，在我任教第13年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很多话想说。
我的脑海里，始终有很多年轻人走来走去，尽管面目模糊，但在我芜杂的视野中，却踩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路径。
我意识到自己累积了太多太多关于这个群体直觉式的观察和思考，尽管这种直觉很难让我说出一个清晰的结论。
但正是这种经过时间过滤的印象，让我意识到这些碎片式的观察，可能承载了一些重要的命题，这也是我决定动笔写作的原因。
那我到底观察到了什么呢？
首先，从精神状态而言，我觉得讲台下的学生，他们的青春，少了一份张扬和放肆，多了一份规训过后的沉默和乖巧。
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我感觉他们的生命，被更多的概念、符号和过量信息所架空，与真实的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隔膜。
我的学生，从来没有因为观点的不同，和我发生过任何争论，也从来不会过多追问今天年轻人的现状，和时代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
讲台下的孩子，一届比一届安静，班上的男生，很少去追求身边的女孩，那种属于年轻人本能的粗粝和莽撞，那种不管不顾、奋不顾身的蓬勃活力，仿佛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牵住。
也许是多年应试教育的惯性，他们经过无数次紧张的课堂、数不清的题海战术、以及千百次的考试后，虽然在标准答案的召唤中，从庞大的考生队伍中艰难突围，但这种过度的透支，早已悄然磨损了他们的青春锐气。
多年来，我最害怕课堂的沉默，我宁愿台下的学生活蹦乱跳、站起来顶嘴、大胆发表漏洞百出的看法，也不愿看到他们安安静静地记笔记、缄默而又淡然地缺乏和他人交往的兴趣。
在具体的课堂中，我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构成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对我而言，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
他们压抑自己，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中，难以认清真实的个体，一种深深的茫然，不经意中总会笼罩我的课堂。
随着我对学生了解的增多，我发现90后这一代孩子的成长路径，和之前80后这一代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二十不惑》剧照
80后这一批学生，没有背负太多的就业压力，他们更放松、更尊重个人兴趣，班上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跳舞，有时在教室，同学们起哄让他跳一曲，他就会大大方方地来一段。
还有一个男生喜欢武侠小说，曾经在大一、大二写下几十万字，他们也更愿意和我交流，会问我一些和学习无关的问题。
但到90后这一批学生，我始终找不到当班主任的感觉，他们非常乖巧，我几乎不用费精力去管他们，但他们仿佛和谁都保持距离，不但和我交往很少主动，和同学的交往，仿佛也保持心照不宣的界限。
我感到他们和现实生活、和真实的日常，始终有一种疏离，虚拟仿佛就是他们最大的真实。
他们从小被视像、被网络包围，手机就像不可缺少的器官一样挂在身上，哪怕在课堂，低头看手机也已成为最常见的举动。
他们也很少坦然谈论自己的出生和家庭情况，对身边真实的世界——自己的父辈、身后的村庄、成长的社区、食堂的打饭阿姨等等，都没有太多的了解兴趣。
他们仿佛活在互联网造就的单一价值体系里，对具体生活的想象，也仿佛来自网络给予的引导。
03
我问自己：
到底能做些什么？
应试教育和网络的双重夹击对年轻人精神的损耗，总是让我反省：在大学这个相比中学能动性更强一点的课堂中，我到底能做一些什么？
因为教学的便利，他们不愿意说，我就尝试改变和他们的交流方式，将写作嵌入任何课程，鼓励他们抛弃学生腔的套路，从身边的世界寻找素材，通过书写，梳理个人的成长经历、回望出生的村庄、重新理解身边的亲人。
我发现，一旦让学生从寻找意义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写作对他们而言，就成为了生命中重要的倾诉途径。
同时，我也会利用教师的身份，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尽可能引导他们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挫败和不堪，诸如贫穷、留守、缺爱和自卑所带来的伤害。
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发现，那些能够走出这一关，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坦然面对生活真相的学生，会更顺利地融入社会，也会更好地承受社会的锻压。
但更多时候，当学生陷入迷惑，而我也无能为力时，我会鼓励他们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会鼓励他们去学校周边的城中村逛逛，尝试跟快餐店老板、外卖员聊聊天。
但这些举措到底能在怎样的程度，减缓标准答案和信息泛滥对学生心灵的异化，我其实并没有太多把握，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过度的敏感和担心，是否恰好暴露了我内心的保守和焦虑。
我只不过希望他们通过具体的工作、通过和真实世界的接触，能暂时剥离对网络的依赖，能和身边的人、事、物产生更坚定的关联。
我希望这种来自地气的滋养，能让年轻的生命多一些踏实的充盈。
△黄灯在课堂上
除了与现实世界的隔膜，我还感觉到，和我的大学时代相比，我的学生并没有想象中象牙塔般的大学体验，伴随而来的，是身份认同感越来越低。
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观察。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期考入一所地方专科院校就读，几年后我的母校被当地另外一所专科院校合并，成为一所二本院校。
从考上大学的难度而言，我当初考上专科大学和学生考上二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记忆里的大学时光，散漫而悠闲。
相比之下，我的学生在就业压力的裹挟下，越来越忙，越来越累。
我有时甚至感到和他们多聊一次天，和他们多说几句话，都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
我还留意到，我的学生，很少会因为自己大学生的身份，感到一种荣耀和自豪，而我念大学时，尽管读的是一所专科学校，但“天之骄子”的身份烙印非常明显，走在街上，有人问起时，会大方地告诉别人自己所念的大学。
这种明显的身份认同差异，显然来自大学并轨前后学生身份的变化。
中国当下大部分二本院校，大多由当初的专科院校合并而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轨前的大中专学生被当做为祖国或社会培养及储备的“人才”，在人事制度上被认定为“国家干部”，学校会更强调学生的专业素养和长远的发展潜能，会更注重培养一个“完整的人”。
而到我的学生，在市场化语境下，他们早已被定位为一个就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已内化到学校就业率的小数点，独立的个体，不知不觉中蜕变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
因为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大部分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事实上成为一个简单迎合就业岗位的过程，而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总是希望所招学生能立即为其带来直接的效益，而不像我大学毕业后，国营企业客观上承担了继续培养人才的重任。
所以，迫于现实压力，现在的大学生为了提高就业的筹码，在大学阶段，就不得不陷入密集的课表及无穷无尽的考级、考证、双学位、实习等过程。
他们很难有真正的时间去审视自己的兴趣，更难有从容的心态，去享受大学时光的闲暇，忙碌、忙乱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
他们的成长，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工具化的程度也变得越来越深。
面对海量的应聘信息，用人单位为了节约选人成本，学历成为最重要的标准，对名校的看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客观上加剧了学历歧视的形成和应试教育的提前。
这种现实，又反过来作用于高校的选择。
在一种貌似热闹、合理、自由竞争的氛围中，高校不自觉地陷入对排名的痴迷，“高端、顶端、一流、双一流、超一流、世界一流……”等等词汇，成为明确的办学目标。
对老师的评价标准，不再看重他们的教学热情、培养学生的能力、是否愿意在学生身上付出等等看不见的素质，而是注重他们论文、课题的炮制能力，是否具有光鲜的头衔，成为衡量教师价值的终极标尺。
△《高考》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