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家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现在绝大多数关于K12教育的讨论，包括高校的博雅教育，仍然是一种锦上添花的模式（所谓“怎样学得更好”），然而对更广大的青少年人群来说，他们需要的，其实是雪中送炭。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近现代史都在告诉我们，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想要往上攀升，第一步并不是解决什么素质教育的问题，能真正帮到他们的，是职业教育、技能教育。
我们看那些早期的大学，比如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剑桥，美国的哈佛耶鲁，这些统统在做精英教育，很少涉及技能层面。
所以在大众的视角里，这些大学的教育和他们几乎毫无关系，那时欧美的有识之士和今天中国的家长倒是有相似的看法：如果你不接受高等教育，就无法突破阶层，无法改变命运。
那么这些大众的教育怎么办？
然后教育界就坐下来谈了，谈了十几二十年，比如要求那些精英大学给弱势群体降低门槛（像哈佛这样的大学后来就真的照做了），但这样做问题很明显：精英大学总共就那几个，你能把多少扩招名额分给中低阶层呢？绝大部分人的谋生问题还是没解决。
后来一个34岁的美国人心想，别在这儿没完没了的讨论了，行动起来！他找了一些人，将费城的一所慈善学校改造成了“青年教育学院”。
这人自己没上过大学，却当了这所学院的校长，这人也不是什么教育界人士，他被人熟知的身份是科学家和政治家。现在他被印在100美元纸钞的正面——美国国父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
后来，这所青年教育学院改了名字，也就是如今赫赫有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从特朗普、巴菲特、马斯克再到梁思成、林徽因，都在这所大学里接受过富兰克林精神的熏陶。
在常春藤八校里，宾夕法尼亚大学是最务实的一个，这和学校当初的创建密不可分，一生成就卓著的富兰克林有一个很朴素的特征：说干就干。
所以和哈佛那一批精英大学不同，富兰克林成立的这所大学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技能教育，当时欧洲在工商业和军事上所展现出的技术优势，正是富兰克林追赶的目标。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全美第一所医学院和商学院。
当然最终，因为州政府没有出资兴办公立大学的传统，这所名校还是成了一所私立精英大学。
不过很快，美国第二个尝试解决中低层人民教育问题的人出现了，就是起草《独立宣言》的总统杰斐逊。
和出身铁匠家庭的富兰克林不同，杰斐逊家境优渥，但他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人民的总统”：就职典礼没有用马车，而是选择了和人群步行；在白宫随时接待来访的民众，甚至都是他自己开门迎客；8年总统生涯后，他坚持选择离任，确立了美国的民主传统。
尊重民权的杰斐逊在离任后，为解决当地底层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创办了美国第一所州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
杰斐逊被誉为美国历史上天资最高，最多才多艺的总统，他在涉猎极广这一点上倒是和富兰克林有些相似。
也因此，兴趣广泛的杰斐逊在教育上有一个重要理念：学生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想学的内容。所以弗吉尼亚大学也成了全美历史上第一个向所有学生开放所有选修课程的大学。
如果说杰斐逊的主要贡献是确定了公立学校在技能教育上的多样性，那么与他同时期的，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所确立的普鲁士大学教育体系，则史无前例的将“技能优先”推到了教育理念的最前沿。
稍稍对教育史有些了解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洪堡体系与纽曼理念的对立：
纽曼理念主张通才教育，认为一个学生要成为知识面广博的生活家，而不是一个工作机器；洪堡体系则是提倡专才教育，它强调学生必须对某一领域的技能有精深的了解，应该在一个垂直领域钻研到极致。
洪堡体系认为在大学里，职业教育、技能教育才是核心任务，大学生只有在学校里充分掌握了一项技能，才能一走出校园就马上为社会服务。
也正是得益于洪堡体系，普鲁士在19世纪很快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欧洲最强的工业化国家。这个体系后来对美国、前苏联和中国等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洪堡体系优缺点非常明显，优点在于见效足够快，对个人和国家都是如此，缺点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视野会受到限制。
当然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中低阶层来说，想要在以后迅速找到一个好工作，迅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洪堡体系就是最有效的办法。
即便是站在今天，洪堡体系对需要摆脱底层困境的人们来说，依然有非常实用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宏观逻辑来看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人，想要从社会上获得一定的回报，这个回报必须取决于他能够对社会产生的正面影响。
由此，当一个人掌握了一项对社会真正有用的技能，尤其是比较稀缺的技能时，他就理应在同龄的竞争者中获得更多的回报。
其实，这不就是那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老话？每一行的从业者，或多或少的为社会提供了价值，然后用这个价值换取养活自己的那部分资源。
当然，任何一个阶段的社会，总难免出现人为将行业划出高低贵贱的情况，但总体的社会供求关系还是平衡的，掌握技能的熟练度也仍然能大体决定一个人在同行业内的收入水平。
今天这个社会，行业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但通过“后天习得”的技能换取报酬和社会地位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后天习得”呢？这是因为我们要和那些与生俱来的要素区分开，比如男性出卖苦力，女性出卖色相，这并不需要“后天习得”；而那些比较容易掌握的能力，比如开车、做饭、接电话、订机票，甚至写几行简单的代码，也到不了“后天习得”的层面。
这其实和我们刚才说的道理一样，在对社会有用的前提下，技能越稀缺（一般来说习得难度越大越稀缺），或者技能水准越高，才越有高回报。
所以技能对中低阶层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上升抓手，因为技能培养不同于素质培养，和家庭出身、所在的地域关系都不大，只要选好路径（你总能选一个相对适合自己并且能学会的技能），掌握了练习方法，就一定能安身立命。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蓝翔校长许多年前的那番话并不是什么妄言，“咱们蓝翔如果不踏踏实实学本事，那跟清华北大还有什么区别呢？”
在蓝翔校长的语境下，这个“本事”指的是那些在社会上能即插即用的技能，而对中国绝大多数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来说，他们除了上过各种课之外，的确没什么真正的“本事”。
这个现象即便在计算机这种应用型专业里也很普遍，像美国一所中等水平的州立大学，专业课的作业量和项目强度都是非常大的，有时一门课要做的项目能抵得上中国大学毕业设计的工作量，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课程教育仍然属于“重考试轻技能”。
另外，技能教育能带给学生的另一个好处，也常常被我们忽视。
与学科教育能解题会考试的逻辑不同，技能教育的成果，总是伴随着“学会了做一个东西”的成就感。这有点类似于你对着一本武林秘籍一层一层往上练，这套武功终究是能学会的。
很多时候，失败不是成功之母，至少在技能教育的世界里，成功才是成功之母：因为你清楚的知道自己学会了第一层，你就有了冲向第二层的动力；当你学成一种技能，你会记住那种感觉，然后举一反三。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学会（做成）过一件事，那他未来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大，更何况在现在这个社会，一种技能恐怕都不够，没试过“技能教育”的滋味，今后走上社会想自学一门手艺都会变得更困难。
这种从技能教育中深刻体会过“什么叫做学会”的经验，某种程度上说，才是技能教育职业教育应对未来世界各种不确定性的精髓所在，甚至比技能本身还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