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没有道理非要规定一些有更高追求的学生只能学多少、禁止多学。“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是吃苦耐劳，是自强不息。对于这部分学生，我们应该给的是鼓励，是多提供学习的机会，而不是一味减负。
第二，需要承认一个现实：受国情和文化影响，中国家长普遍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也抱有较高期许。这一特点，不完全受教育制度影响。比如，在纽约，伴随华人移民的增多，以当地中考与美国“高考”为核心的辅导班也开始大幅增长，而且主要开设在一些华裔聚居区。
客观来讲，这一特殊文化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扰，比如容易造成教育功利化等问题，但从积极的角度看，重视教育也是一个良好的文化传统，而且这一追求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因此，对于一些自身有更高期望的家长与孩子，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负担减下来。一刀切减负的结果，只能是这边减下去，那边加出来。
第三，还需要认识到，每个学生的情况和需求不同，因材施教是教育的基本规律。在减负的过程中，需要筑底，即降低不合理的、过高的基本要求，但不应封顶，否则只能把有更高追求的孩子挤到校外，也不利于国家拔尖人才的培养。
美国公立学校要求普遍较低，甚至会出现较多不及格、不能毕业的现象。但同时，美国的中学里也有“天才班”，也有覆盖全美的“大学先修课程”（AP）。大学先修课程在中学开设，目的就是给学有余力的中学生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因材施教是最基本的教育规律，对超纲学、超纲教等严格设限、一刀切的规定，无法真正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
因此，需要调整校园减负一刀切的做法，让校内教育最大程度满足不同的教育追求。如此，才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把课外的需求降下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课外辅导班泛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