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几十年来，“知（成）识（绩）改变命运”被拔到了新高度。与之相应的是教育的起跑线一再提前，学区溢价也跟着水涨船高。人们选择买学区房、让孩子读好的学校，是一种理性选择。毕竟，拔尖的娃还是少数，大多数普通娃的家长还是认为上个好学校更保险。谁也不愿意为了几个指标生的名额去赌一把，让自己家娃去口碑不好的学校。
学区房太贵，恰恰说明优质教育资源太少。以至于家长过度投入资源到浪费甚至是极端的程度，最终带来的是教育的内卷化——越来越鸡血的家长和越来越不堪重负的孩子。
这种内卷，用作家维舟的话来说：“它虽然也隐含着‘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层意思，但真正在意的却不是整个体系的效益和转型，而是身在其中的个体主观的感受：一种人人苦不堪言、每个人都很忙很累，但生活却没有变得更好的困境。”
学区房背后，就有着这样扎心的社会现实：没买学区房的人焦虑，买了学区房的人因为诸多不确定性还是会焦虑。
就像经济学中所说的“帕累托最优（改进）”，只有当一部分人的境况变好而没有人因此变得更差，这才算是社会改进。反之，不管有多少人受益，只要有一个人的利益受损了，这就不是社会改进。
教育内卷背景下，学区房政策似乎再怎么调，也很难达到“帕累托最优”。说到底，优质教育资源（重点学校入学资格）就这么多，如果一味地在存量盘子里东挪西拽，不谋求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应量，那么不论采取什么办法，哪怕强行将教育资源平均化，学区房大概率还会以各种变种形式存在，天价学区房、奇葩学区房还是会层出不穷。
管是管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