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学"自杀问卷"刷屏背后,你对抑郁症一无所知

上周,上海教育圈发生了个大事,大家应该都听过了。

某区的部分学校给学生做了一份心理问卷,内含大量涉及自杀的内容。

上海小学自杀问卷刷屏背后,你对抑郁症一无所知

上海小学自杀问卷刷屏背后,你对抑郁症一无所知

给中小学生做心理问卷,主要是为了响应号召——国家教育部前一阵刚提出了一个提案:《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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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动作快,火速就给安排上了。但因为问卷设计严重不当,发生了一连串“翻车”事故。

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本意是好的,但实操层面着实不易下手,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

不少网友表示担心,觉得查出抑郁症就会被贴上标签,被排挤,被孤立,这种歧视反而会造成二次伤害,更不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更有甚者认为,如果筛查出有抑郁症,学校老师一定会强制其休学,最后变成学校避免麻烦的甩锅行为。

《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中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高达24.6%,其中重度抑郁是7.4%。这意味着近4个孩子中,就有1个有抑郁倾向。每年因抑郁症引发的高坠事件不胜枚举。

抑郁筛查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可是为什么一件正常的举措,引起了家长学生多方面的反感?我们究竟在惧怕些什么?

社会对抑郁症缺乏了解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常识:筛查量表只能作为诊断的辅助工具,并不能替代诊断。

而基于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心理健康建设情况,所谓的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大概率是以SDS、SCL-90为首的自陈量表筛查的形式进行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即使学生健康体检检出抑郁症指标阳性,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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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数据异常只是一种辅助筛选工具,一种警示提醒,意味着这个孩子存在一些抑郁症阳性症状,需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进一步检查。

如果精神科医生下了诊断确实是抑郁症,那么听从医嘱配合治疗,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该孩子的生命安全。越是发现早,治疗早,根治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功能恢复也更好。

如果医生判断只是一时的抑郁情绪,并没有达到抑郁症的程度,那也是花了时间精力买了安心,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

这就和视力检查一样的,学校视力检查发现有学生视力大幅减退之后,也会提醒家长,尽早去医院看一下。

为什么视力检查大家都是欢迎的,相信这种检查是善意的,起到的是预防作用。到了心理筛查就反而认为是居心叵测,总有刁民想要害我家孩子呢?看来大众的心理知识普及还是需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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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什么“查出来后学校会勒令退学”更是无稽之谈。

首先正如上文所说,量表测出来的抑郁倾向不具有实际意义,只有经过医生的诊断才叫做抑郁症确诊。

其次抑郁症不像是精神分裂等重性精神性疾病会对他人造成危害,没有哪条规定说患了抑郁症就必须退学。

抑郁症患者在康复期做到坚持服药,定期随访,完全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参加学校生活,他们的正当学习权力不应被剥夺。

学校的担心主要来源于重度抑郁症患者会有自伤自杀行为,而现代的社会氛围和媒体给学校赋予了许多不属于学校的社会责任。青少年自杀问题就属于这一类。

此次抑郁症筛查进入健康体检,即是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生命安全的保护,也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减负”,让专业的医生和心理工作者一起参与进来共同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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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对抑郁缺乏了解

多数家长都认为抑郁是自己想开点就好了,绝大部分家长不知道需要药物治疗。

我见过许多家长在得知自己孩子抑郁确诊都不愿意接受,他们普遍会安慰孩子:

我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你要折腾自己

多看看阳光的地方;痛苦总会过去的……

殊不知,这样的安慰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是十分苍白无力的。他们会在心中反驳:

你又不是我,说得这么轻巧

父母不理解我,不知道我的痛苦

我也知道这些,可是都没用

每当我看见阳光的时候,事情最后总会变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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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会有一种习以为常的非理性思考模式,正是这些非理性的思维模式造成了很多不幸。

这种非理性思维有许许多多。比如以偏概全的思考模式,这种认知歪曲表现为将一次具体事件概括为一个整体模式,即用片面的观点看待整体问题,或者只基于一两次经验便对自身和外部环境产生过度推论。

一个孩子可能只是有一次默写错的有些多,他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糟糕,其他方面也是不好的,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

再比如,全有或全无的思考模式。有些抑郁症患者无法中立地看待事物,他们要么坚持对,要么坚持错,要么力捧一个人,要么扼杀一个人,非黑即白,容易陷入思维的死胡同。

还有,绝对化的要求。抑郁者患者的思考中常与“应该”、“必须”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比如“别人必须都尊重我”、“这次考试我应该比XXX考得好”。

以及,糟糕透顶的想法。这种不合理的信念认为某一事情发生了,必定会非常可怕,非常糟糕,非常不幸。个体一旦具有这种信念,就会产生焦虑、悲观、抑郁等不良情绪体验。许多同学的考前焦虑多数是因为持有这种信念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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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家大卫·伯恩斯在他的书籍中说:某些假设和认知错误,可能会导致抑郁症,并使人们对生活感到更加不快乐。

这些思维上的错误,可能使一个人对自我的看法不佳,对与他人建立联系不感兴趣,也对追求目标没有渴望或精力。

这些非理性思维模式的改变可能是抑郁症患者治疗的核心要点,然而这种思维模式并不那么容易被发现,也不是家人通过说理就能起到效果的,只有交给专业人士处理。

对于家人来说,最要紧的就是增加对抑郁症孩子的陪伴,家人的陪伴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而稳固的社会支持系统将有更利于抑郁症的恢复。在陪伴时不要有意无意地渗透一些自己的价值观和想法,只要按照孩子的意愿去活动,尊重孩子的想法便可。

病耻感与浪漫化

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正常人标榜自己有抑郁症,而真正的抑郁症患者却有很强的病耻感。

比如在朋友圈中有人会发:“哎呀,最近太忙了,都快累出抑郁症了。”

网易云音乐评论区的文艺青年喜欢发这种:

我手腕上留下的伤疤,都是我心里种下的疼痛

年轻时我想变成任何人,除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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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抑郁症浪漫化,试图借助抑郁症表达不满,宣泄情绪的行为也迎来了反噬。大众普遍觉得朋友圈装病的是矫情:“你生活那么好还天天要死要活的,你是不是闲的慌?”

“网抑云”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大家开始对那些假装抑郁的“文青”冷嘲热讽。“人均抑郁症”、“12点了该抑郁了”等梗层出不穷。

这一现象其实是对真正抑郁症患者的曲解与不尊重。不管是“浪漫化”还是“污名化”都反应了社会对于抑郁症这一疾病缺乏了解,以自己的经验和臆想来曲解他人的痛苦。

社会对抑郁症患者的不理解,也加深了真正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

有不少青少年来访者已经察觉到自己最近有些不对劲,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可是迫于社会、家长的压力,不敢去医院,也羞于将自己的事情向朋友倾诉。最后只有当情绪爆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通过自伤等过激行为才引起父母的重视,才会配合接受治疗。

很多孩子自伤行为会被父母误解为不爱惜自己,试图威胁家长以达成自己的目的。其实这是孩子求助的信号,他们只能通过极端的方式才能表达自己的痛苦。

如果我们能对抑郁症多一点了解,把抑郁症当成一种普通的疾病,和躯体疾病没有本质的不同,正常地就医,正常地对待病患,或许能让更多的人鼓起勇气求助。

上海小学自杀问卷刷屏背后,你对抑郁症一无所知

东方传统文化的内敛和隐忍,缺乏理解支持和帮助,可能一开始容易造成社会认知上存在病耻感,拒绝就医。

然而,现在随着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宣传,情况有所好转,不少家长在孩子遇到一些情绪问题的时候就非常坦诚地愿意就医,他们把抑郁只是看做情绪上的感冒,早治疗早恢复,越来越觉得是一件平常的事。

宽松和包容的环境,或许可以给原本孤立无援的抑郁症患者一个空间。

就像曾经席卷全球的“ME TOO”运动一样,勇敢地站到阳光下,讲出自己的故事和感受,直面自己、进行自助的同时,也让身边的人更正确的地认知、理解抑郁障碍和深陷其中的亲朋,把抑郁说出来,也是一种自救。

(责任编辑:卢其龙 CU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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