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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崔燕得知，她曾经工作过的机电公司解体，职工都买断工龄下了岗。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高考绝对是决定命运的最重大的机遇，如果再回到当初，我一定要去复读，读到考上为止。”2006年夏天，崔燕带孩子在宝鸡度夏，9月，她准备一个人回南京，参加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另两门考试。
于晓明：1999年参加高考，落榜后曾上民办大学，一年后退学自主创业。毕业于烟台荣阳一中
“自主创业：是拿命换来的”
“你有四十了吧？”每当听到初次见面的人如此推测自己的年龄,叹号和问号都会接连产生在于晓明面前,“我有那么成熟吗?！”
每晚,结束了当日的工作与应酬,于晓明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自己的“宿舍”——十几元可以过一夜的洗浴中心。第二天他提前到办公室换好工作服,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他是一家二十几个员工规模的电脑公司的负责人。公司资金短缺, 为了最大程度的节省开支，他已苦苦支撑了一年。
于晓明曾经对自己前程似锦的未来毫不怀疑,在市政府做官员的父亲为他设计好了名牌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的发展路线，甚至已经讨论到带着媳妇回国,买什么酒好的细节。然而高一下学期父亲的突然去世让一切转眼成空。家道中落,于晓明和母亲饱尝了“人走茶凉”的滋味,依靠母亲看仓库的微薄工资和每个月十几元的补助，母子俩勉强度日。
从那时起，于晓明对高考失去兴趣，想尽快工作。高考成绩还没出来，他就去了烟台的一家宾馆做服务生。放榜后他也没去查分,母亲打来电话告诉他落榜了,叫他快点回去想办法,他也没有理会。
拗不过执意要自己上学的母亲，于晓明带着行李来到位于青岛的一个省级民办大学——滨海学院，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学习当时很热门的计算机专业。
于晓明很快发现学校里教授的知识过于理论——虽然每天都在讲CPU，但有的同学直到毕业都没见过CPU。
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能力锻炼，担任了班长和学生会干部，每天忙于组织各种学生活动。大二上学期他退学了，离开的时候甚至还没想好退路。
工作前两年，于晓明先后在青岛信息城的两家电脑公司任职，当他经历了与老板的意见不合后，前思后想，下定决心开办自己的公司。
于晓明把家里仅有的4万元钱全投了进去,这仅够交一年40平方米门市的租金。他开始一点点跑业务，公司从最开始的3个人慢慢扩大。
虽然嘴上不愿多说，但于晓明知道自己一直没有走出高考的阴影。“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平等,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工作的领域,高考是惟一次平等的事情，但我却没有把握好。”失败的巨大耻辱感，来自于对自己寄予厚望的母亲与亲戚。
“我已经失败一次了，不能再让我的亲人忍受我的失败”，公司曾经遇到过数次难关，都在于晓明破釜沉舟的坚持下挺了过来。回过头来看自己工作这四年，他感觉如果有些成绩，“那也是用命换来的”。
在学校时他曾经有个女友,工作后，于晓明一年多都没有陪她逛过一次街,随着应酬越来越多,白天说太多话，晚上到了家话也懒得说。开始时累的倒头就睡,后来是连续八九个小时看碟,一部电影看七八遍,傻傻地乐,却记不住情节。女友最终离开了他。
“我总想再坚持一下就好了”,这三四年于晓明其实老想休息,有时他会逼自己把工作放在一边，在一个环境好的饭店住上一天。可第二天就后悔了,心里有负罪感。
“我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已经停不下来，只有到我能在青岛买一个像样的房子和车，把母亲和家里的老人都接出来。我的心理压力才能缓和，也许那时我才能洗刷高考失败的这个耻辱。”★
我们那个班：
1975年，潘大为毕业于山西省太原三中。全班同学近60人。考上大学的，不超过10人。多数都是在山西本省的院校，只有一人去了西安，一人去了华东。大学毕业后，有的进了山西省的报社，有的进了大型国企，有的去了医院。现在，这些人大多工作稳定，但收入有限。而没上成大学的，有的在商店里当售货员，有的在区级的工厂里干活。现在下岗的也多数是这些人。“下岗的人，占了班里同学的百分之六十。”潘大为说。
我们那个班：
1991年高考，崔燕所在的班，考上大学的和落榜生各占一半，25个落榜生，有的选择复读，有的通过其它成人教育机构拿到文凭，最后，没有拿到大学文凭的人不超过10个，时隔多年，很少有同学了解当初那些落榜生的生活状况。
我们那个班：
1999年，第一年大学扩招，于晓明班上的同学，高考的情况要比往年好很多。班级里有70人,考上专科以上的占一多半,而且不乏北大、清华、浙大这样的名校。落榜生占另一半,十几人自费去加拿大留学,这属于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也有一些人因为家里有关系虽然落榜但上了大学，如去读军校的；剩下有的同学复读，有的去上民办大学。
现在，当年继续上学的同学大部分刚毕业一两年,事业顺利的比较少，正处于频繁跳槽换工作的上升阶段，也有的人到目前还没有工作。
于晓明所在的烟台荣阳一中，是省重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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