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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垠称12月前将向学校提交正式退学申请，出国选校会慎重考虑
■对话动机
再有一年时间，王垠就可以取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就在这时，他写下洋洋“万言书”，申请退学。在这篇被迅速广泛转载的文章中，王垠矛头直指当今博士培养制度。一时间支持者甚众，批评声亦四起。有人鼓励王垠，称他做了大多数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有人替他惋惜，说这孩子太不成熟；更有人批评王垠，说他是在“作秀”。
2005年10月20日，沉默将近一个月之后，王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透露了目前的一些情况，回答了关于退学事件的一系列问题。
■对话人物
王垠，四川眉山人。2001年从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硕博连读，就读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软件所，研究方向为集成电路布线算法。在校期间曾发表题为《完全用linux工作》和《写给支持和反对<完全用linux工作>的人们》的文章，受到业界关注。
今年9月，王垠在个人空间发表题为《清华梦的粉碎—写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的文章，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和关注。
 王垠称导师人品没问题，他和导师的分歧只在学术上。
“我觉得自己成了透明人”
退学申请“万言书”引发广泛讨论，王垠坦言出乎意料“不自在”。
新京报：退学事件引起这么多人关注，是不是在你意料之外？有没有感觉到压力？
王垠：我确实没想到关注度这么高，当我的这篇文章被到处转载，引起关注和讨论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自在。有一个网站上关于我的专题部分，一打开，我发布在博客上的个人照片全都有，关于我的个人介绍，详细到“爱喝番茄蛋汤”。我觉得自己变成了透明人。
新京报：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写的退学申请书，是不是一时冲动？事情闹得这么大，你后悔吗？
王垠：我不后悔。我想我应该把自己的想法、感觉表达出来，要是想了而不能说出来，我觉得是懦夫的行为。如果拿到现在来写，我可能不会写那么多。当时我正好收到副导师的一封电子邮件，和我谈论文版权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关心的还是论文，不是我，所以有些生气，但冲动谈不上。
新京报：看样子你状态不错，最近在忙些什么？
王垠：前段时间主要是在准备托福考试，最近在填一些申请国外大学的材料，还是比较忙的。
新京报：具体的学校选定了吗？什么时候能走？
王垠：主要在看一些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校。我还在选择中，希望可以慎重一些，最早明年秋天可以出去。
新京报：正式的退学申请什么时候提交给学校？
王垠：准备12月份之前写一份正式的申请提交给学校。
新京报：出国需要老师给你写推荐信，还需要办很多其他手续，假如你因为这件事情出不了国，怎么办？
王垠：现在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障碍。推荐信我已经找好老师写了，成绩单也开了，从手续上来说，问题已经不大了。
新京报：在你提出要退学出国继续读书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到，国外的大学也有关于论文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完全像你预想的那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
王垠：据我自己的咨询了解，国外总体的研究环境还是要好一些，像美国、加拿大、英国。我认为喜欢做研究的人是可以找到空间的。另外，我也说过，具体选择学校、研究方向和导师的时候，我还是会很慎重的。
“我和导师分歧只在学术”
王垠称道导师人品，但感觉实验室就像流水线，很难创新，很难有所突破。
新京报：事后你和导师有过接触吗？对于洪老师和实验室的其他同学，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王垠：我还没有直接和洪老师接触过。我的一位师兄特地开了一个博客来批驳我。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针对洪老师或者我所在的实验室。据我了解，其他很多人也存在我提到的那些问题，甚至更严重。我只是拿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例子。在人品方面，洪老师没有问题，他对人和蔼，也不强迫我们干活。我和他的分歧，只是在搞研究上。
新京报：你和导师的分歧主要是什么？你认为博士培养制度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王垠：我自己经常看一些大师写的书，我认为搞研究要对世界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心中要有一个宏图，把注意力集中在BigIdea（大创意，大的思想）上。每当我们做些什么的时候，首先应该想一想，这么做会对这个宏图有什么样的改变。
而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在纠缠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研究的东西意义在哪里，有什么用。
导师经常会把一个问题切分得很细致，一人负责一小块，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很少，大家只是在读一些国外的论文，然后再想办法做些东西。感觉像是跟着别人跑，而且有时候甚至是跟着跑得不好的人跑。感觉实验室就像流水线，大家都只负责一小部分，这样很难创新，很难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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