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考编是否是人生退路”上了热搜——毕竟，谁没说过“实在不行回家考个公务员”呢？
对大学生而言，考公考编曾经确实是个“备胎”选择，不过在如今的就业环境下，今时不同往日。
2023年国考总报名人数突破250万，相比去年增长了50万人，同比增长25％，达到了近十年之最，而能“上岸”的却只有3万余人，资格过审平均竞争比为60.5:1，最大竞争比超5800:1。
27地的省考人数超过了500万，竞争比例60:1。
数据来源：国家公务员局
不只是国考和省考，为了尽可能提高上岸的成功率，不少毕业生选择了乡镇政府。
山东禹城发布事业编招聘公告时，只计划招聘400多人，没想到吸引了3万多人报名，2万余人缴费。
图片来自抖音用户@叶子。
在过去这是难以想象的：怎么会有这么多大学生心甘情愿争抢一个县级城市的编制呢？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4年前，一位云南高中生在工地上搬砖的时候，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今年他毕业了，选择回老家当公务员，进了昆明某个区的区委办公室。
为什么毕业生们为了编制，主动放弃大城市、回到小县城？那些因为编制选择回县城的毕业生们，现在又怎样了？后悔还是庆幸所做的选择？
小冯是个四川姑娘，本硕就读于一所北京双一流大学，2024年就要毕业了。
反复纠结后，她下决心要考公。但目标不是北京，也不是成都，而是家乡附近一个很小的城市。
她绩点很高，大四时顺利保研，研究生期间也连着两年拿到了一等奖学金。按理说，是很有得选的。但小冯的理由非常简单：在北京生活太累了。
豆瓣小组里的求助帖
“我在这儿待了7年了。”其实小冯的导师愿意收她读博，但她感到疲累，“每次不得不挤一下早高峰晚高峰，我就觉得好累，不想在这儿待了。而且可能一辈子都住不到自己的房子，何必呢。”
那省会城市呢？小冯能数出近几年的省考人数：“省考不比国考容易，考哪个我都会焦虑半年，从初试一直焦虑到政审、体检。想一想就暗无天日。”
2023年四川省报录比，数据来源：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她索性选择了小城市：“这样把握大，对自己好一点。”
但哪怕是这个十八线小城市，也有太多人抢夺那几十个位置。小冯加了当地的考公群，大家维持微妙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时不时还会上演一点“攻心计”。
“想不到吧，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小地方。”小冯划着屏幕，“有人会假装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在群里问问题，这样能摸清别人掌握多少信息。”
她曾经是那个知无不言的人，自从被朋友提醒后，她也开始“说话留三分”。
豆瓣考公小组之一，组长希望大家只交流心情，不允许分享资料
虽然说着“把握大”、“少焦虑”，小冯依旧拿出了高考般的准备阵仗。“我之前觉得我肯定是学历最好的吧，没想到还有好几个985的，甚至有人考了两次。”
甘心吗？从北京一下撤回到地图上不起眼的角落，哪怕再不喜欢首都的生活环境，资源的差距依旧需要适应。
“这里的生活就是一眼看得到底。”小冯摸着快有一人高的考公资料，读研期间的学术书籍已经暂时被清理进纸箱，“我自己也知道，但我真的意识到，我没什么抗风险能力。而且还不一定能考上呢。”
考公资料，来自知乎用户@忆旧时12
小冯的师姐阿文也要回家考编了。此前的秋招与春招，她一直瞄准游戏公司。
阿文喜欢有创造力的工作，喜欢年轻的新兴行业，也终于拿到了一家小公司的offer。
但家人说什么也不能接受。高居不下的失业率令所有父母担忧：现在是有工作了，那将来呢？能保证不被裁吗？公司里都是年轻人，是不是说明干不到40岁？
阿文回答不上来。她说服不了父母，被迫放弃了offer，准备考家乡的编制：“他们觉得考到手的岗才放心。”
“我自己呢？我不知道。”阿文有点迷茫，她难以像小冯那样全然下定决心。
她不想过肉眼可见的平淡生活，又因父母的劝阻而倍感动摇，“现在大家都觉得稳定最好，也许确实不应该不信邪。”
今年9月，小章已经在老家旅游局工作两年了。
两年前，她毕业于北京一所211的管理学专业。本科四年，她收获之一就是自己的专业有多难找工作。
小章的家乡是个“十八线小城市”，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回来工作，导致整个城市人口流失严重。
当地商户在小红书感慨人太少
“明明是个市，为什么人流量这么小”，这是当地所有商户的共同困惑，却也是小章最终选择回家的原因：竞争是真的少，而且由于家乡并没有什么景点，旅游局的工作大概率很清闲。
事情也的确如此。小章如愿以偿拿到了“铁饭碗”：
每天，她骑着小电驴出行，上班只需五分钟。9点上班，但迟到一点也无所谓，几乎没什么实质性工作，同事们聊聊天、吃吃零食，一天就过去了。不到五点，办公室就空了一大半。
小章的小电驴，每天推出去就可以一路骑到单位
填补空白的，是大量琐屑的话题：催恋爱催婚，学区房买在哪儿最划算……小章仿佛能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加入了“本单位单身列表”中，即将不顾她本人意愿地出现在相亲环节中。
“小城市公务员”的生活前所未有地具象化了。“在北京，20多岁多年轻呀。但就前两天，办公室里一个姐姐跟我说，‘20多不小了，该结婚了’。”
小章曾经有个“北京梦”。她希望毕业后能留在北京，进私企，过上“都市丽人”的生活。她口才很好，擅长和人打交道：“从小到大，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社交型’的人。”
为什么不想试了呢？也许是因为北大硕士毕业的表哥最终只在深圳郊区找到了一份教职，在一所初中教计算机。
“那可是北大硕士，我凭什么能比北大毕业的强？”疫情期间，经商的父母每天都在计算损失，小章前所未有地感到惊慌：“别的工作说没就没了，必须进体制内。”
日剧《我，按时下班》中对年轻人工作心态的精准概括
现在，留给她的舞台只有偶尔开展的旅游文化推广活动。所有人心知肚明，这只是为了年终总结时不太难看。
但作为主持人登台的一刻，小章还是感到了久违的雀跃：工作一年多，她终于能离开嗑瓜子的声音。
大多数年轻人都有同样的判断。“下基层”是“高情商”说法，实际上，大家是被“挤进”县城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章不能从中获得意义感：“我报了个播音主持班，以后会越来越拿得出手的，毕竟是亮相的活动呀。”
小章也慢慢找到了平衡生活的方法。她买了丙烯画材料，又报了个街舞班：“反正我多得是时间。”
她试着享受清闲：“以前一直说要学的东西，现在终于有时间学了，也挺好的。而且房价真的很便宜。”
小章从市图书馆借来的《呼兰河传》。她开始一本本读以前感兴趣却没有翻开的书
如果问她后不后悔回老家考公的决定，小章的态度仍旧是斩钉截铁的不后悔。
回看这几十年，“铁饭碗”的口碑经历了一个“U字型”的变化：
曾经它令人垂涎三尺，接着被兴起的市场经济抛之脑后，而如今，它再度成了年轻人投靠的安全港。
麦可思最近发布了应届毕业生就业重心报告，一线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不断下降；
与2018年相比，2022年在县城及以下地区就业的本科生增加了27%。
类似的选择问题其实一直存在。大约十年前，“大城一张床还是小城一套房”的争论也曾一度流行。
那时，我们讨论的是一种主动选择：机会与安逸，远方的憧憬与眼前的幸福。
2015年，《奇葩说》专门有一期节目讨论了这个问题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似主动实则被动地进入了体制内。生活面前，价值观争论似乎显得过于浪漫了。
“大城市”吸引力下降，并不是年轻人真的对北上广深不感兴趣了，而是成本与风险已经高到让部分人觉得，没有什么生活值得如此。
日本“社畜”的肺腑之言
尽管，进入体制可能也是进入围城，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底层公务员的无奈，体制内的迷茫和焦虑，或许只有身处其中的人自己知道。
张雪峰也聊到了“考公考编”，他一如既往地现实：当公务员、进事业编，没有想象中那么“稳定还有钱”。
张雪峰的直播截图
不过“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就如同小章反复自问的那样：我凭什么就比别人更好呢？我不愿意回去，有的是人愿意，那不如我来。
他们已然接受可能存在的落差，只是仍忍不住怅然。坚定如小冯，偶尔也会在瞥见群里的招聘信息时，停下翻书的手。
而有些人则最终忍不住开始后悔，想要逃离体制这座围城。
豆瓣“逃离体制内”小组
考公考编真的是人生退路吗？答案因人而异。失业率屡攀高峰的今天，我们无法苛责什么。
小章列举她进入互联网大厂的朋友们：加班到晚上12点，实习一年马上要转正了，突然说裁就裁。
“如果和在北京每天挤两个小时地铁，还随时可能失业比，我可以接受现在的生活。‘铁饭碗’还是不一样啊。”
“我是为了我自己回来的，思来想去，还是我自己开心最重要。”
体制究竟是铁饭碗，还是另一座围城，因人而异；
进不进入、后不后悔、逃不逃离，可能只有自己才最清楚。
所以回退到现实，去县城考公考编、进入体制是否真是“人生退路”已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做父母的需要意识到，孩子所处的时代和我们当时已经不一样了。
体制这个铁饭碗，也不是当年那个铁饭碗了，并不一定等于所谓体面轻松稳定的生活；
以及孩子需想清楚，它是不是一条被自己真正接纳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