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鹏代表的是一类就读于国际校的群体。他们的共同画像是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能承担起一年16万-30万元学费的家庭。他们自身接受过高等教育，除外籍家庭、明星和富裕阶层外，普遍在企业特别是外企中任高层管理职位。他们崇尚精英教育，也对孩子的未来充满期翼，看到体制内教育的局限性后，寄希望在中西教育体制下寻求一种平衡。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因“非京籍”，又期待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
这本是高考外的另一条途径，然而，疫情等因素将此前就读于国际学校的家长割裂成两端。
一位在国际学校的任教的老师告诉经济观察报，疫情以前，每年也有零星家庭转到公立校读书，明显变化是出现在疫情后，转校生愈发增多，尽管不同的国际校学生向公立校回流的比例上仍有所区别。
目前暂无相关数据证明这波回流的比例。但国际学校市场规模乏力在国际教育调研机构“新学说”的发布的《2020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中可窥一二。根据该报告，2020年，国际学校在校生规模为61万人，受近年来留学人数增长乏力，办学执照申请难度提升等因素影响，2020年国际学校数量、市场规模增长率出现双降。2020年中国国际学校市场总规模为439亿元人民币，增速仅为7%。而中国国际学校行业在过去七年间市场规模复合增长率高达12%。
现在，带着对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忧虑，已经有一些就读于国际学校的家萌生了想法——把孩子转回公立校读书。
性价比考量
黄鹏想给孩子转学的想法是在去年冒出来的。
2020年受疫情影响，大部分国际学校外籍老师不能回到中国任教，国际学校在这一年中普遍采用了在线网课作为教学替代方案。但与义务教学阶段免除学费的公立校不同，线下教学停止后，国际学校继续收取高昂的学费、校车费，这令一些家长感到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