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斌认为，被利益驱动的实习，不仅伤害学生合法权益，也扭曲正常的人才培养机制。要杜绝职校充当包工头、把学生“卖进”工厂的歪风。
实习乱象折射监管漏洞
早在2016年，《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就已出台。去年年底，教育部等部委修订了该规定，全面加强对学生顶岗实习的管理，但一些职业学校顶岗实习乱象仍有出现。
——学校、劳务公司、实习单位串通，逃避监管。
按规定，学生参加实习前，应签订三方实习协议，文本“由当事方各执一份”。但部分学生透露，一些学校根本不签订合同，或先用一份三方协议骗学生进厂，再逼学生和劳务公司签一份真的劳务输出合同，几份合同内容不一，自相矛盾。签完合同，学校还要求学生把合同、身份证上交，工作时不能携带手机，学生难以保存证据，更丧失了“逃离”的条件。
——“不实习不能毕业”，学生维权意识弱、顾忌多。
一些学生反映，他们虽普遍抗拒这种流水线实习，但认为学校安排符合政策规定。尤其在学校以“不实习不能毕业”相威胁下，大多数学生只能无奈接受。实习结束后，学生为确保能顺利毕业，不敢事后举报。
——投诉渠道不畅通、监管不力。
有的学生坦言，想要联合举报，但苦于找不到反映渠道。有的举报因对于超时实习等关键事实缺乏核心证据，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利益输送隐蔽，异地难以查处。
为逃避监管，学校和劳务中介、用人单位间的利益输送往往采取签订隐蔽合同的方式进行，相关部门调查时各方对利益往来拒不承认，利益输送行为难以认定。同时，职校实习大多校企分处两地，横跨教育、人社两部门，调查难以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