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许多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可你知道吗，北大有一个专业超级冷门，招生八届只有六届有人报名，而且每届仅有一个人，这就是北大元培学院的古生物学专业。
这个极其冷僻的专业被世人所知，还要说到2014年在网络走红的一张照片：“北大2010级古生物专业合影”。
毕业合影中，只有1名学生身着学士服，孤零零地站在图书馆门前。
这张仅一个人的毕业照，引起网友对古生物学这个冷门专业的纷纷关注，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专业，这些“六代单传”的传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中国古生物学之父
说起古生物学，一般人的印象不是有关恐龙、猛犸象，就是研究古墓、文物之类的，其实这些理解都很片面。
古生物学属于地质学分支学科，是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的交叉科学。
在生命科学领域，它是唯一具有历史科学时间尺度性质的独特分支，研究生命起源、发展历史、生物进化模型等部分；在地球科学领域，研究地层中的生物遗迹、化石、地壳发展历史、气候变迁等方面的内容。
北京大学是为数不多的开设有古生物学专业的高等学府，说起这个渊源，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国际友人，中国地质学与古生物学之父：威廉·葛利普。
威廉·葛利普是德裔美国人，麻省理工学院学士，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博士，曾就任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
1919年，葛利普正值学术巅峰期，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他的德裔身份和对同盟国的倾向，导致其在最终加入了协约国的美国无处容身。
而1919年也是巴黎和会召开和五四运动爆发的日子，当时的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前往巴黎，支持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此后，丁文江前往美国，为北京大学和地质调查所寻找急缺的古生物学人才，辗转联系到正值困境的葛利普，双方一拍即合。
就这样，葛利普来到了中国，担任北大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和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
当时的中国地质学研究和教学都不成体系，古生物学方面更是只有一些零散的资料和成果。
葛利普的到来，使北京大学和地质调查所立即成为国内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学术中心。
1922年，葛利普参与创建了中国地质学会，协助创编了《中国古生物志》，并撰写了包括《中国古生代珊瑚化石》在内的多篇文献，使得中国古生物学在短期内就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影响力。
由他著述和编制的《中国地层》、《亚洲古地理图》，是当时对中国乃至亚洲地质历史最完善的总结。
对这种种辉煌的成就，李四光后来评价葛利普时说道：“我国地质，初具雏形，提之携之，赖公有成。”
除了学术上的卓越贡献，葛利普还竭尽心力培养了中国最初的一批地质学与古生物学人才。
葛利普患有风湿病，腿脚不便，需要借助拐杖或轮椅才能行动，但他总是准时上课，风雨无阻。
他常对学生说：“不要老落在岛国日本的后面”，“在你们的国家里，你们是发展这门学科的先锋”，“将来在你们的国家里，科学的大厦一定会耸立起来的。”
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涌现出包括孙云铸、赵亚曾等许多我国古生物学的专家和人才。
据统计，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有19个年级的学生听过葛利普的课，其中诞生了2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包括11名古生物学的院士。
不幸的是，时代造就了葛利普在中国的成就，也宿命般地影响了他的余生。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据了北平，日伪方面接管了北大和地质调查所，留在北平的葛利普宁愿变卖家产，也不接受伪北大教职。
他鼓励同事和学生前往大后方，自己却无力南下，与学生道别之际，他几番呜咽不能成声。
1941年，他写信给身为西南联大地质系主任的孙云铸，信中说：“我希望我们过去共同从事的事业在你们那里继续兴旺”，“希望我们大家能相会在即将到来的幸福时日”。
然而，他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将年逾古稀的葛利普关入东交民巷的集中营，身陷囹圄的他，仍颤手著述了其遗作：《我们生活的地球：地质历史新解》。
抗战最终胜利，葛利普却因为在集中营饱受折磨而病入膏肓。他总是神志不清地问那些前去探望的人：“你是我的学生吗？”1946年，葛利普在弟子们的陪伴下去世。
在弥留之际，葛利普多次提出希望能加入中国国籍，很可惜，那时已经来不及办理了。
遵照他的遗言，其二千余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中国地质学会（现存中国地质图书馆）。李四光为葛利普书写挽联：“述作最丰，伟著共欣传后学；论交至笃，同人齐恸失宗师。”
1982年，在葛利普参与创建的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地质学会与北京大学决定，将葛利普墓由北大沙滩旧址（现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迁入现北大校园内。
如今，矗立在北大西门内的葛利普教授之墓，永久地象征着我们对这位中国古生物学之父的崇敬与怀念。
六代单传
古生物学专业在北大，曾一度因故取消，2007年，北大“元培学院”正式成立，次年，北大在元培学院恢复了古生物学专业。
从2008年到2016年，北大古生物学先后招收了张博然、刘乐、刘拓、薛逸凡、侯铭泳、安永睿等六名学生，总共六届，每届有且仅有一名，被戏称为“六代单传”。
“大师兄”张博然2005年入学，2008年转入古生物学专业，毕业后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博士专业方向为整合生物学。
2011年，张博然在果壳网一则讨论帖当中自嘲地说：“鄙领域（演化生物学）最牛的奖叫做Wallace奖，于物种起源诞生50周年的时候首发，之后每50年发一次。”
如同他好玩的性格，张博然当初选择古生物学专业也是因为兴趣使然。当时，一门叫做“演化生态与行为”的课激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为什么有些病原体的毒性很强，有些却很弱？为什么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个头这么小？
跟一般生物学注重描述“是什么”不同，演化生物学更着重探讨的是“为什么”。
当时北大没有开设演化生物学专业，于是张博然就选择了最相近的古生物学专业。
后来在美国读博期间，张博然曾经跟同学一起在实验室里丢蚂蚁，观察蚂蚁下落过程中的运动方式，他甚至还见过一位把“蚊子会不会被雨点砸死”作为研究课题的学者。
在采访中，张博然哈哈笑着说：“这些研究中间其实是有完整的逻辑链条的，扯得非常远，但也非常好玩儿。”
在北大元培学院，非常看重学生的主动性，旺盛的好奇心让张博然把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各种驳杂甚至奇怪的课程帮他搭建了整体的知识框架。
很多具体的知识细节已经遗忘了，但这种知识框架往往在不经意间就派上了用场。
比如，此前有讨论说微信群成员违法，群主也要担责的问题。
张博然就以高等代数“群”的概念为基础，写了一篇大开脑洞的文章，从数学的角度证明了微信群不是一个群。
而对于自己本科专业的意外走红，张博然也借用了演化理论来解释。
“只有当足够的生物总量上去时，才会允许更大的生物多样性存在”，他说，“同样，教育也好，文化也好，当总量足够大，就能容纳足够好的多样性。”
意外走红
说起古生物学专业的走红，那就要提到被大家津津乐道的那张“一个人的毕业照”。
2014年6月，薛逸凡在人人网上传了一张自己的毕业照。照片上，穿学士袍、戴学士帽的她略显腼腆，规规矩矩地垂手站立，跟大多数毕业生相比并无特别之处。
引起关注的，是照片上方煞有介事的一行字：“北大2010级古生物专业合影”。既然是合影，怎么只有一个人呢？由此，全专业只有一个学生，“一人旷课，全系放假”、“一人请假，全院休息”的古生物学迅速点燃了大众的兴趣。
古生物学是什么专业？竟然只有一个学生？上课都是一对一教学吗？岂不是非常孤独？
面对这些疑问，薛逸凡解释说，元培学院本身不为古生物学开课，大部分专业课程都设在生科学院和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所以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永远只有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教室上课。
不过，薛逸凡坦言，孤独感或多或少还是有的，其他专业的学生通常按班级上课，见到她是生面孔，往往主动隔开一个座位。
薛逸凡说：“有时从早上出门上课到晚上回去，一整天都说不了一句话，因为大家不认识你，不会跟你说话。”
正是这份不甘心，才让她在那张一个人的毕业照上PS了那行字：“他们毕业可以摆桃心，我也玩点花样。”
与师兄张博然的广泛好奇心不同，薛逸凡很早就笃定自己喜欢古生物学，从小就对化石之类的东西很感兴趣。
高中时，她知道北大是全国唯一开设了古生物学本科专业的学校，于是参加了全国生物竞赛。
为了拿到金牌从而保送北大，她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地做实验，做研究生的题目。
当问起她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选择这样一个冷门专业时，薛逸凡说：“开始报本科志愿、选专业时，我才发现，别人想得多一些，会看专业的出路、工作、收入和可适用性。我没太多想，既然能选，就选自己喜欢的。”
正是这种热爱，让冷僻的古生物学专业尽管乏人问津，却丝毫不妨碍这些自得其乐的学子们享受其中。
热爱即导师
对于2016年古生物学专业的毕业生安永睿，北大元培学院办公室主任沙丽曼的评价是：“不讲究吃穿，就是学习特别认真，爱户外运动。”
来自贵州的安永睿，长得白白净净，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却是一名资深的“背包客”。
从初中开始，他就四处徒步探索，对贵阳市周边的大小河流如数家珍，还绘制了地形地貌图。
大学四年里，他把奖学金和零用钱都花在了户外项目上，攀登了雾灵山、东灵山、海坨山、小五台等许多山峰，看山势的走向、岩石的形态、植被的变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深深地让他着迷。
暑假里，他去了距离贵阳市62公里的乌江六广河段。六广河美景如画，王阳明都曾经写诗赞美过。
安永睿一个人划着皮划艇，顺水漂流到猴愁峡，期盼着遇上传说中峡谷两岸的野猴。很可惜，他最终以丢失了一副眼镜而告终。
安永睿的毕业论文导师周力平评价他说：“他对古生物学专业很热爱，愿意回到实验室，动手去做研究，而不是想着当官挣钱，这样的孩子其实挺少的。”
本科毕业后，安永睿被保送至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硕博连读，专业方向是第四纪地质学。
“又要花上五年青春了。”话说得调侃，安永睿的信念却十分坚定，他表示，以后还是想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作为安永睿的师姐，薛逸凡毕业后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生物医学信息专业攻读博士，也立志于科研。
他们的大师兄张博然却有些独到的想法，他觉得很多科学问题的背后，牵涉着复杂的社会和伦理问题。
公众往往对一些不明就里的事情心怀焦虑和恐慌，单纯强调科学理性，无助于消解这种恐慌。
张博然说：“你不能只是理性拿来，啪叽一下砸在公众脸上。”
他想为公众讲述关于生命的“大故事”，尝试把通过学习古生物学和演化生物学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完整地表达出来。
“如果做到了，也算是对得起我的老师吧。”张博然这样说着的时候，掩饰不住兴奋地搓着双手。
在全球科学新闻网EurekA lert！公布的2016年国际科学记者奖学金的4位获得者名单中，张博然赫然在列。
结语
从2008年重新创立至今，北大古生物学专业培养了六名毕业生，各自都有大好的前途。
正因为人才稀缺，像这样的冷门专业毕业生大有施展拳脚的舞台。国内许多相关的研究单位都迫切希望引进北大古生物学专业本科生到本单位深造。
在未来的日子里，想必不会因为一张走红的“一个人的毕业照”，就会有许多的学生选择北大古生物学专业。
然而，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一定不会失望，对生态与自然的纯粹热爱，对原始和未知的探求欲望，是他们的动力，而这门学科的专业学术知识也必将为他们敞开斑斓多彩世界的大门。